双向赋能——关于中国Z世代对联合国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毛瑞鹏 祝 鸣 张琪悦 边 缘
2024年9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强调，青年是推动积极变革的关键力量，其充分、有效参与对维护和平与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青年作为国家的未来中坚力量，其对联合国的态度不仅关乎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塑造联合国未来的发展图景。2025年5至6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针对中国Z世代（1995-2009年出生）开展“中国Z世代对联合国态度”调查，通过微信小程序自填式问卷收集有效样本577份，受访者以东部及中部一、二线城市在校大学生为主，学科背景涵盖国际政治、法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本报告以一手调查数据为基础，从态度认知、合作潜力、参与障碍及优化建议等方面，分析中国Z世代与联合国的互动现状和特点，为深化双方合作提供参考。
调查主要发现：
第一，中国Z世代对联合国总体持积极乐观态度，视其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金字招牌”；
第二，在联合国全球角色认知方面，85.8%的受访者认为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97%以上认可联合国对中国的重要性，75.6%认同联合国“成功履行使命”，69.5%对20年后联合国地位持乐观预期（认为“更加重要”或“和现在差不多”）；
第三，在联合国与中国关系层面，97.9%肯定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性，近97%支持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发挥更积极的领导与协调作用；
第四，在具体的议题层面，中国Z世代高度聚焦安全与发展，近75%认为联合国应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工作，65.5%主张优先投入“预防冲突和调解国家间矛盾”。同时91.5%将“大国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列为联合国最大挑战，73.7%支持中国在联合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第五，参与意愿方面，超95%对联合国活动感兴趣，62.2%明确表示“非常愿意”进入联合国实习或工作，展现出强烈的深度参与诉求。
中国Z世代对联合国的积极态度处于全球高位。这主要源于“国家叙事—教育制度—个体策略”的三层互动。国家层面，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长期践行多边主义。202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活动强化民众认同，主流媒体正面报道联合国及中国贡献（如维和、减贫），社交媒体亦助力信息传播；教育层面，国家通过《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政策支持青年国际参与，高校设立国际组织学院等机构、开设全球治理课程、组织模拟联合国活动，搭建制度化认知平台；个体层面，Z世代认同联合国“维护和平、可持续发展”等核心价值，将参与联合国事务视为实现“全球公民”身份认同、提升个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形成价值共鸣与行动动力。
联合国与中国青年已建立良好互动基础。2018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开展青年发展项目，开创国际组织直接参与中国青年工作的先例。同年，联合国任命中国明星王俊凯为“环境署亲善大使”，借助其粉丝效应实现传播破圈，相关微博阅读量从常规不足200次跃升至百万级。中国青年也对联合国事业积极贡献力量，如柳济琛团队凭借“光盘打卡”小程序获“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青年领袖”称号，2020年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中国办公室共同发起“别浪·要光”活动，社交媒体浏览量达5亿，2021年该项目入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孵化器，展现中国青年创新实力。
尽管意愿强烈，中国Z世代参与联合国仍面临多重现实障碍。一是机会供给不足。中国籍联合国员工仅占总数1.2%（2023年），联合国青年专业人才计划（YPP）录取率不足0.2%，青年参与全球性活动的代表比例与发言权重也较低；二是渠道与信息壁垒。32.6%的受访者因“信息不足”阻碍实习或任职申请。我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政府与高校协同不足，且联合国招聘信息多以英文形式分散发布，缺乏统一中文渠道；三是成本与行政门槛高。联合国多数实习无薪资补贴，跨境参与经济压力大。中国护照免签覆盖有限，签证审批程序复杂、周期长，增加参与难度；四是综合竞争力弱。非语言专业青年普遍面临联合国工作语言（英、法）能力挑战，且多边实践经验（如国际组织实习、跨国NGO经历）少于欧美青年。
为推动中国Z世代与联合国“相互赋能”，需多方协同发力。联合国层面，应加强驻华机构的本地化互动，建立常态化“中国青年—联合国”对话平台；扩大实习岗位供给，增设远程岗位及发展中国家专项补助；创新传播形式（如结合Z世代亚文化开发SDGs主题潮玩、虚拟形象）；加强与中国学术界合作，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开放档案资源；国家与社会层面，政府需对接联合国人才机制，扩大留学基金委等专项支持覆盖面。社会力量应构建系统资助体系，鼓励企业、基金会设立联合国实习奖学金，媒体传播青年参与典型案例；高校层面，需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联合国工作语言、全球治理实务），更有效对接联合国实习岗位，完善就业指导与信息平台；青年个体层面，应提升外语与专业复合能力，主动积累多边实践经验，关注联合国亚太区域机构（如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降低参与门槛，实现个人价值与全球治理的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