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克在澜湄国传撰文，谈达卡见闻（二）：宿舍“去政治化”后，两股力量如何角力？

吴孟克    来源：澜湄国传

孟加拉国达卡大学，是该国最重要的政治舞台之一。最近，笔者正在此处交流学习。2024年“七月起义”之后，达卡大学看起来正在经历一场“去政治化”，但政治并没有离开校园，它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进入了学生的日常生活。

在此前的达卡见闻（一）：“革命”之后，谁在控制达卡大学的宿舍？，笔者分享了2024年“七月起义”如何摧毁了达卡大学的旧宿舍政治秩序。旧秩序已经回不去了，但政治并没有离开校园。本期，笔者试图回答一个问题：旧秩序留下的权力真空，谁在填补？

谁在“去政治化”的宿舍里组织学生？

“去政治化”并没有让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退出宿舍。真正适应这一环境的，恰恰是两股都能够以“非政治”面目活动的有组织力量。它们分别以“大学行政”和“普通学生社会”的面目出现。

第一股力量，是以舍监为中心的宿舍行政体系

它看起来最没有政治色彩：学生申请床位、调整住宿、处理食堂和公共空间问题，出现纠纷以后寻找老师解决，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大学行政。2024年以后，过去长期被学生干部控制的床位首先回到了宿舍行政体系手里，学校开始清退已经毕业的学生和校外人员，并由宿舍行政机构正式分配床位。从正式制度看，这套权力相当大。舍监监督整个宿舍的日常运行；作为宿舍学生会的主席，舍监对讨论事项拥有否决权，甚至有权解散执行委员会并重新组织选举。

然而，舍监事实上已是当前大学内最政治化的职位之一。许多教授都向笔者透露，只有得到校领导层高度信任的老师才能被任命为舍监。而作为孟加拉国的政治重镇，达卡大学校领导层直接由执政党高层挑选。这也说明，行政体系的“非政治化”并不意味着它真的与政治隔绝。政党力量可以沿着校长、教师派系和宿舍行政职位进入这一体系。它受到的限制同样明显：舍监拥有资源和正式权威，却很难像学生组织那样直接进入上千名学生的同伴网络。一旦学生集体认为宿舍行政偏袒某一组织，舍监本人也可能迅速成为抗议对象。

第二股力量则是孟加拉国伊斯兰学生营（Shibir）

Shibir是伊斯兰大会党（BJI）的附属学生组织，它最适应“去政治化”环境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根本不需要复制过去的宿舍政治架构。

与母体组织BJI一样，Shibir的组织技术也带有明显的穆兄会色彩。它非常善于把政治组织嵌入教育、社会服务、个人关系和长期成员培养之中。Shibir真正的优势在于：它对宿舍的争夺，早在学生进入宿舍以前就开始了。笔者在田野中了解到，一些与BJI-Shibir网络有关的补习中心同时承担资助、联系和识别学生的功能，有受访者甚至把这种关系的起点推到了八年级。一个学生从初中、高中到补习中心一路进入达卡大学时，原有的学习帮助、朋友关系、宗教活动和社会联系可以继续存在。等这些学生真正住进宿舍以后，组织并不需要告诉他“现在你属于某一个宿舍委员会”，也不需要依靠床位迫使他参加活动。这一整条链条，笔者还在继续核实。

Shibir内部本身具有相当严密的成员培养、层级关系和日常联系，只是这些组织关系不必全部公开呈现在宿舍里。它可以通过朋友关系、年级代表（batch representative）、社团、学习活动、社会服务以及宿舍学生会进入学生日常生活。

政治组织已经被包裹在一系列看起来非常普通的社会关系之中。换句话说，宿舍的斗争是在宿舍之外赢得的；当JCD试图在宿舍内建立自己的组织时，它早就已经输了。    

于是，2024年“七月起义”以后宿舍里逐渐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结构——舍监体系依靠正式规则、床位和学校行政组织学生；Shibir依靠低可见度的人际网络、服务和长期社会化组织学生。前者以“大学行政”的面目出现，后者以“普通学生社会”的面目出现，两者都能够适应宿舍“去政治化”的新语言。它们之间既存在竞争，也必须合作：宿舍行政需要能够联系普通学生、处理日常问题的学生代表，Shibir支持的学生干部也需要舍监掌握的床位、食堂、公共空间和正式制度。一旦双方对谁有权代表学生、谁能决定宿舍事务产生分歧，冲突又会立刻出现。

例如，2026年8月16—17日，“Fazlul Huq Muslim”宿舍就爆发了学生要求舍监辞职的事件。该宿舍舍监因一名学生分享批评舍监的社交媒体文章，将该学生叫到办公室；该学生称自己被扣留并受到威胁。之后，宿舍学生会和DUCSU都介入，要求撤换该宿舍舍监。事件直到9月中旬尚未解决。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宿舍内部舍监和有组织学生之间的权力边界仍不明确，仍存在巨大的冲突空间。

总体而言，笔者目前倾向于认为，达卡大学未来会形成一种混合型的新宿舍政治秩序：舍监主导的行政体系掌握正式权力，Shibir的有组织学生网络掌握更强的学生组织能力，两者将在竞争、合作和相互制约中形成某种均衡。目前，相关调查问卷仍在发放和回收，大量访谈也还在进行和整理，最终评估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宿舍里的政治，如何震动全国？

如果把视野从达卡大学的宿舍拉到整个孟加拉国，会发现学生政治正在改变全国政治的议程结构。

2024年以后，一批学生领袖组建国家公民党（NCP），为那些不愿重新回到旧秩序的年轻人提供了新的政治出口。NCP在2026年议会选举中只获得6个席位，组织力量远弱于传统政党，但它仍然掌握着“七月革命”的政治语言和相当一部分街头动员能力。它的生存空间因此并不完全来自选票，而来自两种持续存在的需求：广大孟加拉国青年仍然需要一个区别于传统政党的政治力量，也仍然不愿让2024以前的秩序原样回来。

这又给BJI留下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NCP可以冲锋在前，提出更激进的改革要求，BJI反而可以扮演温和派，以理性、温和、有组织的议会反对党面目出现。

2026年大选后，BJI获得68席，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与此同时，Shibir支持的学生力量在达卡大学等主要高校学生会选举中连续取得明显优势。

不过，BJI并不能直接控制NCP。两者的组织能力存在明显不对称：NCP掌握激进的政治语言和“七月革命”的象征资源，BJI-Shibir体系则拥有更稳定的基层和学生网络。因此，BJI即使不站在最前列，也能持续影响学生政治议程，并对NCP形成组织牵引。

印孟关系的紧张，又给这套政治关系叠加了一层外部变量。哈西娜2024年倒台后长期留在印度，使“旧秩序”“印度影响”和国家主权在部分学生政治话语中越来越容易被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以及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和事件，也不断进入孟加拉国媒体和社交网络。

2026年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取得突破以后，边境地区穆斯林处境和反穆斯林暴力的报道就在孟加拉国引发明显关注。这使原本分散在不同教派、不同党派中的穆斯林群体在某些涉印议题上更容易产生共振，而BJI只要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主要伊斯兰政治力量的身份，就可以从这种情绪中获得持续的政治空间。这又反过来给学生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腹地。

由此形成的全国图景相当清楚

NCP负责把“七月革命”、反旧秩序、改革等政治修辞推到前台，BJI-Shibir体系则把其中一部分青年情绪转化为更持久的组织力量。学生政治给伊斯兰政治提供了年轻面孔，伊斯兰主义组织则给青年政治提供了组织能力和社会腹地。

因此，2024以后孟加拉国政治最值得观察的变化之一，就是这种“伊斯兰组织能力+青年政治语言”的结合。对执政的BNP而言，这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压力。BNP虽然在议会拥有209个席位和明显的制度优势，却不得不持续回应来自校园、街头和反对党联盟的议程压力。

以上都是笔者正在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产生的想法，相关数据收集仍在继续。就笔者的总体感受而言，表面上看，旧时代已经过去了：墙上没有多少政党领袖，学生可以决定要不要参加政治，但政治并没有消失。它进入了谁分配床位、谁解决学生的问题、谁组织一个社团、谁在学生进入大学以前就认识他这些更日常的事情里。学生想过一种少一点政治的生活，政治组织却正在学习怎样以更隐蔽的方式重新进入他们的生活。也许这正是2024以后孟加拉国政治最值得观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