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义接受香港新闻网采访，谈大灾当前，尼泊尔为何婉拒外国救援队？
刘宗义
来源：香港新闻网
近日，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洪水和山体滑坡。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日9时，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03人，失联人数为4247人。
此前，面对多国主动提出的搜救援助请求，尼泊尔政府决定婉拒外国救援队入境。大灾面前，这个看似出人意料的决定背后有着哪些考量呢？
8月29日，在尼泊尔努瓦果德县代维卡德，受灾民众清理家中物品（手机照片）。新华社图片。
2015年大地震的教训
据《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近日表示，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国都曾提出派出搜救队，但尼泊尔政府在军方和警方建议下决定婉拒。
该官员表示，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教训。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次应由本国安全机构主导搜救。
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8.1级强震夺走近9000条生命，逾2.3万人受伤。灾情传出后，34个国家的76支城市搜救队涌入这个山地小国，给救援工作管理带来了困难。
最突出的瓶颈在机场。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仅有一条跑道，数十架各国救援专机同时涌来，塔台无力调度。
进行地面救援时，各国队伍各有指挥链条，语言不通，信息互不共享。部分重点受灾街区三四支队伍扎堆重复作业，偏远山区却无人抵达。
物资方面同样混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对香港中通社、香港新闻网指出，当时美西方给尼泊尔送来了大量无用之物。“比如美国运输机运来的是大量比基尼，实在令人费解。”这些物资多为捐赠国仓库里的库存积压，与灾区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尼泊尔本就资源匮乏，刘宗义指出，当时大量外国搜救人员涌入灾区也严重消耗了本国本就极其匮乏的净水、食物和交通资源。
灾后一些带有条件的援助也迫使受援国在面对国际救援时变得警惕。印度的经济援助是其中一个例子。2015年地震后，印度对尼泊尔承诺了高达10亿美元的灾后重建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以印度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形式提供的。印度规定，尼泊尔利用该笔地震重建贷款开展的所有公路和基础设施项目，至少75%的商品、建筑材料和技术服务必须源自印度。
随后，印度因对尼泊尔在2015年9月通过的新宪法不满，认为该宪法未能充分保障尼泊尔南部马德西人（与印度跨境同族）的政治权益，对尼泊尔实施了长达数月的边境禁运与经济封锁。这导致大批国际震灾救援物资滞留边境，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次生灾害。直到2016年9月，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访问新德里，向莫迪政府“妥协”后，双方才在正式会谈中敲定了落实其中7.5亿美元贷款的最终协议。
以上经历促使尼泊尔在应对灾难援助时采取更谨慎的态度，建立了更为严格的救援准入机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尼泊尔此次并非完全关闭国门。尼泊尔外长卡纳尔受访时表示，尼泊尔需要外国在专业和技术领域提供援助，但不需要搜救方面的援助。
据尼泊尔国家灾害管理中心跨部会协调委员会经评估后，目前尼泊尔已在隧道救援、DNA检测和法医鉴定等专业领域引入外国专家支持，针对具备专业能力的印度、中国、澳洲及韩国4国专家团队核发许可。
国家主权与国际救援之间
其实尼泊尔对国际救援的谨慎并非孤例。重大灾难来临，国家主权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
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印尼亚齐省死亡超10万人。灾前，亚齐因分离主义武装冲突已对外国人封闭18个月。面对海啸后美、澳、新、日等多国军队的涌入，印尼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政府及国会议员担忧外国军事力量的长期驻留会干涉印尼内政、损害国家主权，对外国军队和救援人员施加了严格限制措施。
2010年海地地震后，美国以“统一响应行动”为名部署逾两万军人，接管了太子港杜桑·卢维杜尔国际机场的航空管制。尽管美军的接管在客观上恢复了唯一的运输生命线，但由于美军优先保障美国军用和撤侨飞机的起降，导致法国、巴西以及多家国际援助组织的救灾物资飞机被拒或被迫改道飞往多米尼加。当时法国主管合作与法语国家事务的国务秘书阿兰·茹瓦扬代曾公开批评美国“是在占领海地，而不是在协助海地”。
中尼如何应对跨境灾害？
此次灾害系中尼跨境冰岩崩塌所致，再次凸显了喜马拉雅地区跨境灾害治理的紧迫性。刘宗义指出，未来中尼两国在防灾救灾方面的合作，需要打破三重壁垒。
首先在法律规范方面，跨境救援的法律地位、费用分担、责任豁免、争端解决等关键问题尚无明确规范，使跨境救援行动缺乏制度保障。
其次在数据信息共享方面，刘宗义指出，在冰川崩塌、冰湖溃决、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监测方面，特别是喜马拉雅山脉的高位冰崩、支流与主干流的山洪、堰塞湖等数据，两国之间尚未实现实时共享。没有数据支撑，预警就无从谈起。
此外，中尼技术部门、边境地方政府和口岸单位之间缺乏直接联系渠道和预警机制，难以实现快速联动响应。中尼地方政府之间需建立更为直接的应急处置权限和更高效的跨境信息通报审批流程。
刘宗义认为，面对气候变化新挑战，跨境灾害的治理不能停留在应急管理方面，需将基础设施韧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纳入合作框架，中国可在“一带一路”机制中推动绿色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减少灾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