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刘强接受香港新闻网采访，谈“新定位”宣告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稳定阶段”
苏刘强
来源：香港新闻网
在5月14日举行的中美元首北京峰会中，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市美国学会秘书长苏刘强在接受香港新闻网专访时谈到，中美关系存在“周期”现象，每个周期持续三十年左右，大致包括“加强、稳定、反思、调整”四个阶段，“新定位”正式宣告了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稳定阶段”。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图源：新华社）
中美战略博弈不会升级为“新冷战” “新定位”已难能可贵
苏刘强分析认为，相对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奥巴马政府前期的“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定位，这次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上去似乎不够积极，但鉴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该定位已属难能可贵。
他谈到：自2018年以来，美国两党政府对华实行战略竞争政策，中美关系持续下行。美国有一批对华“超级鹰派”认为中国不仅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更是最大“敌手”或“敌人”；他们认为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过于软弱，鼓吹更为强硬的对华“新冷战”。
“2025年中美关税战事实上宣告了这些‘超级鹰派’对华新冷战冲动的破产。这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重新确认了美国对华战略仍停留在既有的战略竞争框架下，中美关系难以升级为‘新冷战’或‘热战’。”
“加强、稳定、反思、调整” 中美关系的“周期现象”
苏刘强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中，大约每隔30年左右进行一次调整的“周期现象”，每个周期大致包括“加强、稳定、反思、调整”四个阶段：
第一个周期：1949年-1979年，中美关系从敌视走向缓和——在这个周期中，存在加强阶段（1949年-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稳定阶段（1953年-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反思阶段（1969年-1972年尼克松访华）、调整阶段（1972年-1979年中美建交）。
第二个周期：1979年-2018年，中美从合作逐步走向竞争——这个周期中的加强阶段为1979年-1989年；稳定阶段（1989年-2010年谷歌事件与南海争端）；反思阶段（2010年-2015年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调整阶段（2016年-2018年中美贸易战）。
“2018年至今，中美关系进入第三个周期，即中美战略博弈周期。这个周期的加强阶段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到2023年初无人飞艇事件，主要特点是中美关系持续下行。”
苏刘强分析指出：从2023年夏至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开始进入以“管理竞争”为主的稳定阶段，标志性事件是“两次危机”：随着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以及2023年初的无人飞艇事件接连发生，美国日益担心中美竞争失控、滑向冲突，2023年拜登政府内阁成员相继访华，目的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防止竞争失控”。
“新定位”大概率将超越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较长时间
苏刘强谈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重新对华发起关税战，但仅持续一月便重回对华外交接触与管控竞争的路线。因此，这次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以官方表述正式宣告中美战略博弈进入稳定阶段。
他认为，管理竞争、确保中美关系战略稳定是中国与美国两党政府过去八年反复博弈与试探后的共识，具有客观性与长期性，因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大概率将超越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较长时间。
他进一步分析谈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首先是“战略稳定”。‘战略稳定’绝不是说中美之间的重大分歧都已消除，而是中美关系将保持基本稳定，不会因具体领域的分歧与矛盾而使整体关系失控。
“其次是‘建设性稳定’。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不是类似美苏冷战时期那种双方老死不相往来的冷和平或消极稳定，而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中美战略博弈的边界更趋明晰
苏刘强认为，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下，中美在各领域可能将呈现以下态势：
在经贸领域，“有限脱钩”而非“大范围脱钩”，“两国将逐步明确国家安全的边界，建立经贸、投资、出口管制的‘负面清单’，明确可以交往的非敏感、非战略的行业和领域。”
在安全领域，两国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将行为更为谨慎，在核、人工智能军事化、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会有更多沟通甚至合作。
在人文交流方面，两国人员交流更有保障，执法滋扰不会大幅升级。
在高层交往上，双方将保持各层级接触与对话，澄清彼此意图，避免误判误解。
惯性和不确定性仍为挑战
他同时分析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美国官僚体系的反华惯性：美国内疑华恐华、对华强硬的政治氛围仍没有根本性变化，这极大限制了中美关系改善的空间，并对中美关系稳定构成系统性压力。
二是特朗普本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是此轮中美关系稳定的贡献者，他敢于打破美国内对华主流看法，摒弃对华意识形态偏见，追求对华务实合作交易，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美国内官僚体系的反华惯性。然而，特朗普具有极强不确定性，未来若中方没有满足其想法，他有可能随时翻脸，使中美关系再次面临挑战。
三是下届美国政府的不确定性：下届美国政府大概率仍会延续管理中美竞争的基本思路，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对华超级鹰派人士多为共和党人士，若共和党继续执政，不排除进入政府的对华超级鹰派重新制造类似2025年春中美贸易战的动荡局面；若民主党执政，大概率会重拾‘聚焦印太’、联合盟友对华施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攻击中国的做法，中美关系必然面临新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