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在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美伊战争与特朗普访华”研讨会上发言,谈从伊朗战争看世界格局走向
李开盛
世界格局的演变自有规律,但引发其变化的事件、时间甚至地点,往往在人们的意料之外。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起的对伊朗的战争,可能就是这样一起意外。如果不能在短的时间内结束这场战争,我们在若干年后再回顾时,它可能就会成为界定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
一、为什么伊朗战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
进入21世纪,影响最大的战争有两场,一是已持续四年有余的俄乌冲突,二是刚发生三周的伊朗战争。至少就目前而言,伊朗战争的时间要远短于俄乌冲突,但如果就其对世界格局影响的潜力而言,则可能大于后者。原因如下:
一是中美俄三大力量涉及的程度不同。伊朗战争直接涉及美,间接涉及中俄,而乌克兰是直接涉及俄,间接涉及中美。作为最直接的当事方,美俄的份量显然还是不一样。美国作为当前世界霸权大国,其在此次战场上的输赢不但将直接涉及其国际地位以及相应的大国关系变化(甚至已影响到俄乌战场),还可能全面打乱特朗普的国内施政节奏,对美国未来走向产生全面影响。
二是世界各国发展可能面临重新洗牌。乌克兰冲突影响主要局限于欧洲,而欧洲力量自英国脱欧以来始终处于下行方向,这一冲突不过加速了欧洲衰落而已。而伊朗战争是美以在世界能源心脏上捅刀子,伤及的是世界经济运转的大动脉,世界各国都要受到冲击。如果战争不能在短时期内停止,能源价格高企将传导到经济社会各方面,只有底子厚、韧性强的国家才能扛下来。
三是中东力量对比可能面临彻底重组。由于地理位置,中东始终是世界地缘政治枢纽。中东的稳定平时有赖于:美国军事基地及其影响下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力量平衡。不管战争结局如何,伊朗战争都会使得海湾国家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军事保护是否值得或靠得住的问题,中东不得不重新面对阿以、沙伊之间力量平衡被彻底打破的挑战。而恐怖主义可能在反美大旗下重新燃起并向中东外扩散,又为世界政治增加新的变量。
二、谁可以决定结束战争?以上仅是可能性分析,是否真能改变世界格局,取决于战争持续的时间。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决定战场不只是军事,更还有政治。军事决定的是打击力,政治决定的承受力。如果战争陷入长期化,承受力强的一方更可能在战争中坚持到最后。
现在对战争态度最坚定的是伊朗,因为它已退无可退。宗教的支撑决定了它不会屈服,这是显著不同于委内瑞拉之处。只要美国不进行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其革命卫队就能维持对社会控制,使其保持底盘稳定。决定其打击力的导弹与无人机能够维持多久是一个挑战,但显然对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最疯狂的是以色列,因为它处于能进不能退的地步。如果它这次不能推翻伊朗政权或是使其陷入内乱状态,它就可能面临长期的伊朗报复威胁之下。另外,战争如果不能以其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局面结束,很可能意味着内塔尼亚胡政府先前在加沙、黎巴嫩等方向的冒险功亏一篑,阿拉伯国家将全面评估以色列的真正实力,从而重新掂量其对以政策。
最犹豫的其实是美国,因为它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三周来的战争局势表明,仅靠空中打击显然已难以在短期内让伊朗屈服。如果发动地面进攻,或者只是夺取相关岛屿以控制伊朗油气出口或是霍尔木兹海峡,也会将自己部队置于伊朗更大打击危险之下,局势更加不可预测。如果就此停战,一是伊朗未必答应,二是特朗普“赢学”也难以成立。
考虑到上述因素,战争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延续下去。以色列不得不继续冒险,而特朗普仍存有投机取胜的心理,不管明谋还是暗合,接下来一段时间美以可能加大军事打击力度,以求短期内胜利结束战争。是否奏效,取决于美以能否真正建立起压倒性军事打击力这一优势,如完全摧毁伊朗的空防能力、导弹与无人机生产能力等。但从以色列打击伊朗能源设施看,美以的当前重点似乎搞错了方向,即放在摧毁伊朗的承受力上。这是以己所短,攻其所长,显然效果不会好得哪里去。当然,要做到军事上完全摧毁伊朗也很难,这恰恰预示战争很可能仍会继续下去。
三、对中美关系的启示
如果伊朗战争影响波及到整个世界格局,中美关系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首先是外界一直期待的4月峰会已正式被宣布延期。其次也是更深层次的是,战争引发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化,可能使得中美重新调整讨论议题,即使峰会恢复,议程也与以前大不相同。最后,美国受伊朗战争影响的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对华博弈的筹码。如果战争拖而不决,也不排除峰会短期内泡汤的可能。
如果放眼长远,这场战争还可能从如下方面影响中美关系:
一是各自“人设”正向两极发展。特朗普一再拉低美国道德底线,伊朗战争再次强化了美国蔑视国际法(无正当理由对伊开战)、蔑视盟友(事先不商量不通气)、背信弃义(再一次在谈判中对伊开战)、国家恐怖主义(刺杀伊朗最高领导人)等几个“人设”,导致美国在“失道寡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对而言,中国对战争的谨慎态度显而易见。虽然有人觉得中国过于被动,但事实表明,“快一拍”导致的冒险并不值得羡慕,“慢一拍”反映的是对和平的负责任态度,在战略上反而可能赢得更大回旋空间。可见,中美两种相反“人设”不但将决定各自的道德高地,也涉及到双方博弈的战略战术,从而影响到中美关系的未来。
二是干涉变量作用大于自变量。小布什任美国总统之初,即视中国为重要威胁,因此有了2001年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以及发生南海撞机事件。但九一一事件的暴发,促成了中美关系好转并走向一个合作的新高度。这个伊朗战争会不会有同样效果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竞争的自变量一定会受到许多干涉变量的影响,甚至后者作用更大。对于中美关系来说,如果干涉变量一再压倒竞争这个所谓的自变量,则需要西方人重新认识中美关系本质:双方到底是竞争还是可以互利的关系。如果竞争逻辑遇事就可以被抛到一旁,那表明其本身可能就不重要,更不反映中美关系的本质。事实上,中国一直认为中美可以建立起共存互利的关系,关键是美方自己要改变认知。在这方面,特朗普受到的思维束缚可能比传统建制派要少得多,这既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但这种不确定性中也蕴藏关系调整与改善的空间。
三是协调可能与合作成为共同关键词。中美要在双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但在涉及到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公正与正义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中美可以协调却难言合作。因为法理与道德上,考虑到美国公然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中国不可能参与,更不可能以合作的方式与其背书。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宣布推迟访华对中国来说可能是好事,以免被视为对美“勾兑”。但另一方面,美国搞的事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不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来说,强化中美协调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协调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接受特朗普所说的G2架构,它还可以是中美俄三方,或是联合国架色下的“五常”协商。不管哪种形式,关键是中国必须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影响力甚至必要威慑力,才能做到真正说话有用、行为有效。
(本文根据在澳门区域与战略研究中心“美伊战争与特朗普访华”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作者李开盛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