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研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评估及后2030议程展望
2026年10月17日
2026年10月13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创新工程”系列会议暨第24期“中国与全球治理”圆桌论坛顺利举行。本次会议邀请来自外交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以及我院的专家学者，围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评估及后2030议程展望开展研讨。我院院长陈东晓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会议由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毛瑞鹏主持。
现分享会议主要发言精华。
外交学院环境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董亮副研究员认为，当前后可持续发展议程环境目标推进乏力，后续谈判应坚持SDG经济、社会、环境三位一体不可分割，以三重地球危机协同治理为核心，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采取全球科学基准锚定与国别自主路径并行的设计思路。国际社会需改革执行架构，将融资、技术转让支持确立为配套义务；推行自愿同行审议，拒绝惩罚性强制履约机制；搭建跨公约协同平台，削减重复报告等履约成本，保障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环境治理框架。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孙伊然研究员认为，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走向，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演变息息相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退化的风险。所谓全球经济治理的退化，指的是在零和思维主导的单边主义影响之下，就国际经济事务展开协调与协作的多边主义规范遭到侵蚀，国际经济合作的动力趋于弱化，合作取得相应成果的前景趋于暗淡。判断全球经济治理的运行状况，可从主要行为体及其目标、政策工具、议题等级与关联、多边机制等方面予以探究。就中国而言，以立足全球南方、因势利导、柔性引领的立场和态度参与2030年后发展议程的磋商谈判，不失为一种审慎而可行的选择。
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李佳教授认为，2030议程在公共健康、能源数字、减贫和数据监测等领域取得局部进展，但139个可评估目标中仅15%按计划推进，近半停滞或缓慢，15%倒退，整体落实显著滞后。其根源在于目标设置与执行能力、优先序、数据基础、问责机制和融资机制不匹配，南北在具体议题上的选择性差异、安全议程优先则进一步挤压发展空间。国际社会关于后2030路径存在延续、区域多元与重构三类主张。我们认为，简单顺延难以克服内生缺陷，应在保留SDGs共识和取得成效基础上推进有限重构：压缩议题，突出优先议题，强化全球—区域—国别问责，改革融资体系、争取全球最大公约数。中国可依托全球发展倡议和自身发展经验对全球发展的可迁移性，主动积极介入，推动形成突出重点、务实合作、包容有效的后2030全球发展框架。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周雨副研究员认为，2030年议程与后2030议程所处背景既有延续也有变化：贫困、饥饿、气候等挑战仍在，美国超级大国地位依旧，各国和平发展诉求未停；但疫情、AI、国际合作环境恶化、南升北降以及中国实力上升带来新变量。2030议程以共同愿景、共同语言和共同评估体系推动可持续发展；局限是目标宽泛、资金不足、问责缺失、落实机制弱，以及指标稀释发展中国家立场等。后2030年议程既面临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的现实问题，也需要充分考虑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因此中短期应以寻求和平与稳定以及南方国家的迫切发展需求为重心，长期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春教授认为，国际社会已围绕后2030年议程提出大量设想，可依据其聚焦主题和治理范式的延续性高低识别出四种类型：路径依赖型强调SDGs的聚焦主题和治理范式依然有效，体系性冲击要求耐心政治，SDGs框架可延长至2050年甚至更长；路径完善型强调治理范式的优化必要，特别是应强化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和国别自愿评估（VNR）、数据能力、融资改革等；路径突破型强调目标结构的合理改革，可考虑目标层次化、地方化，纳入新兴议题，关注青年和子孙后代等；路径切换型认为“可持续发展”面临范式挑战，应加以全面改造，充分虑及行星边界、GDP超越、风险社会等要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崔文星副教授指出，全球发展议程的“筒仓”并未消失：MDGs是显性目标筒仓，SDGs在目标层面整合，却在执行层面形成“执行筒仓”；UNDP后2030转型架构方向正确，但六个交付层次与八条路径若缺乏制度化连接，可能催生更隐蔽的“功能筒仓”。出路是从“筒仓修复”转向“耦合强化”，让整合内嵌为治理架构属性，推进纵向、横向、层级耦合，并以差异化承诺、能力建设和国际金融架构改革支撑。唯有让整合进入预算、授权、审查与纠正的日常流程，后2030议程才能真正落地。
在会议总结环节，我院陈东晓院长指出，尽管学术界对2030议程的讨论热度较2016年有所下降，但受疫情、地缘政治冲突及颠覆性技术影响，全球卫生、能源和粮食安全危机凸显，加之AI加剧南北分化，该议程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反而更加重大。他强调，未来的研究与实践需更好地适配中国的国际责任与角色。学者应具备更大雄心，避免研究“内循环”，而要与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相匹配。一是将研究与联合国2027年关于后2030议程的辩论紧密结合；二是与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深度融合；三是加强与联合国在华机构的合作，明确研究主题、重点领域及资源路径。此外，应积极在多边平台发声，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概念，借鉴中国强大的规划与融资能力经验，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本次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