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国关系与二十国集团（G20 ）会议概述

  2013/9/27 来源：

第一节  五年回顾
第一节主要从亚太视角回顾过去五年G20的发展历程。
会议首先就此次G20圣彼得堡峰会成果进行总结，有学者认为G20在推动投资、改善就业、促进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尤其在增长和就业议题上，强调没有劳动力市场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强劲增长。认为此次峰会议题更加集中，具有更高的接受度和可实现性。但同时也认为G20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总结G20过去五年的发展历程时，有学者评价对G20未来发展持乐观的态度。首先，G20重建了（Rebuilding）世界经济，将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挽救回来；其次，G20推动了国际规则（Regulation）制定，出于金融风险治理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目标，G20就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比如将强化金融监管、促进交易透明化、打击避税天堂等问题列入议程；再次，G20有效推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结构改革（Reform），比如美国在实现财政可持续方面的努力、欧盟深化一体化以及部分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
从非G20成员视角来看，例如，尽管新加坡不属于G20成员，但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G20所提出的经济金融议题与新加坡休戚相关。G20从金融危机中成长，经济金融问题一直是其主要议题，但此次峰会颇有偏离主题之感，叙利亚化武等政治和安全问题主导着整个会议，因此有学者认为G20应该将议题集中于经济治理领域，不应受到政治等议题的影响。但是，值得肯定的是，G20为领导人提供了聚会的机会，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并且在金融改革、银行资本充足率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与非G20成员的联系也得到加强。


第二节 新型大国关系与G20演进
第二节主要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内涵与G20多边平台的作用进行讨论。
美方学者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谈起，王毅提出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三个主要原则。美方对于这个概念的解释主要用“合作和竞争”加以概括，并认为当前G20框架内存在小集团不利于G20 的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比如BRICS和G7。当前金砖国家合作具有三个明显特征：共享金砖这个高盛制造的概念；维护新兴市场话语权；越来越用一个声音说话，例如BRICS成员在G20开会之前和会议期间都有正式和非正式会晤。
有发言人从中美双边投资和贸易角度阐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是全球格局调整的缩影，对全球经济治理至关重要。当前中美两国经济互动体现出的经济再平衡格局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美之间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双边对话渠道，如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与合作。
有印度代表认为尽管当前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当前G20议程仍由G7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仍被边缘化。从印度视角出发，G20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组合，应该务实地推动更多领域的合作。金砖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BRICS绝不是空谈，而是一个务实的合作组织，例如金砖银行的设立，反映了BRICS的集体影响力在上升。但仍不可否认，BRICS也有很多局限性。此外，印度代表还认为亚洲六国（ASIA-6）整体实力和他们在G20中的作用明显不对称，应该加强合作，提出亚洲议程，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型”，印度代表对此很关注，质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否真的“新”？并认为世界多极化才是未来世界发展进步的方式。
有学者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行性和未来挑战的角度展开阐述。认为当前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丰实的基础：（1）中美经济上相互依赖，合作范围扩大。环保、气候变化等新议题纳入合作范畴，此外，由于页岩气革命，中美有可能从能源竞争者变为能源合作伙伴；（2）中美具有广泛的合作平台。除了G20等多边平台以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双边平台、商业和民众等非政府层面的交流机制极为广泛；（3）不冲突、不对抗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广泛的共识。此外，有学者还从中国历史和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没有对外扩张的传统。尽管如此，仍不能否认“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的一系列挑战，比如大国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关注点，安全困境、文化差异、地区一体化机制与市场化的冲突等问题都是较大的挑战。


第三节与会者主要围绕世界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问题进行了讨论。日本学者对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和风险进行了分析：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如果有第四支箭的话，则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安倍经济学的最大效应是改变了人们对日本经济的预期。但市场上货币增加了，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工资没有增长，亦没有增加消费。因为日本量宽规模非常大，就其与GDP比重而言甚至比美欧都高，所以风险也会非常大。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出警告，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执行结构改革，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日本国债的收益率可能大幅上升。对于安倍经济学的外溢效应，日本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和国内政治有时是存在利益冲突的。
　　对于美国退出定量宽松的问题，美国学者认为，与日本量宽可能有针对中国的货币贬值的目标不同，美国完全是以促进其国内经济复苏为目标。美国、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尽管有负面溢出效应，但是第一、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恢复增长对其他国家也有好处。虽然美联储亦不在乎外部的批评，但G20提供了一个讨论世界经济的平台，各国应协调如何使经济增长更加均衡。
　　中方学者指出，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是由于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存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实行了几轮量化宽松政策，现在如果美元退出量化宽松就会引起新兴市场金融动荡。在金融政策上世界各国需要协调。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大方向，一是继续美元本位，二是实行国际货币，三是推进货币多元化，第三种是最为现实的，而人民币国际化与该趋势相吻合，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之一。印度学者也指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问题一部分是由于自身原因，但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
　　在金融体系改革方面，俄罗斯学者认为，国际金融规制仍是G20峰会的核心议题，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并且推动了各国的银行改革，但仍存在诸多不足。加拿大学者认为，相互评估进程的建立是G20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需要各国协同努力。对于金融机构，最好能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区分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在影子银行在中国经济中发挥很大影响，大约占中国GDP的25%，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但影子银行的作用与风险存在争议。


        第四节与会者就全球贸易和投资问题进行了讨论。澳大利亚学者认为，从2008年开始，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今年G20峰会关于贸易部分最主要的成果是加强了对自贸区建设透明度的关注。现在美国的领导力不是体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上，而是在TPP和TTIP。TPP主要关乎贸易议题，而TTIP中的投资议题更为重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不同重点，美欧贸易关系已经相对成熟。RCEP有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区贸易组织，但RCEP实际上与TPP不具有竞争关系，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协定，前者是“20世纪的协定”，重点关注传统的贸易议题，而后者是“21世纪的协定”，更多关注关税之外的国内监管议题。上述三个地区贸易安排有可能恶化地缘政治竞争。关于地区贸易安排和中美关系，中国官方立场的变化是一个积极的动向，并且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金融自由化也将成为其中一项内容。印度学者对现在许多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的排他性感到不满。
　　加拿大学者认为，世界贸易体系在过去十年中变化巨大，现在50%是服务贸易，50%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当前，在地区贸易安排中，外交利益被带入贸易关系，贸易政策再次成为外交政策工具。TTP、TTIP、RCEP等的建立将对全球治理结构带来风险。各个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在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上许多都是重叠的。在圣彼得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贸易体系有一个讲话。在中美双边投资贸易协定方面，中美之间的诉求有所区别，美方主要关注市场准入，而中国更关注资产保护，但有其他与会者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市场准入亦是中国的重大诉求。
　　中方学者认为，现在成立自由贸易区成为时尚。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建立了大量自由贸易区，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规则重构，来重新分配贸易利益，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或向对手施压，具有地缘政治意义。但是新兴经济体好像没有太多兴趣建立自贸区。TPP和TTIP应该更具有包容性。对于TPP，中国是准备加入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就是为此做准备。上海自由贸易区不仅是上海的，更是为全国进行试验，为全国服务的。也有中国学者提出，应该复活WTO，或建立更高级的WTO 2.0版本。美国学者提出，APEC可以探讨TPP、RCEP间的相通性和差异性，为未来的融合铺路。G20亦应在此方面提供更多的指引。


        第五节聚焦“G20更广泛议题”，与会者就G20议程的设定标准及其是否应该将议程扩展到发展、安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G20议程设定应遵循什么样的标准？一位与会者指出，首先应看其与G20“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核心使命是否相关，如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叙利亚这样的紧急议题会临时插入，但更多是一些介于上述两类议题之间的事项是否应包括，则应看其问题的困难程度、争议程度，是否需要领导人介入。另有与会者指出，应将议程分为四类，一是领导人希望讨论的，例如叙利亚问题；二是领导人必须或者应该讨论的，例如国际发展；三是领导人不需要讨论的，但是可能能帮助取得进展的；四是装饰性的。第四类议题应该去掉。另有与会者则认为，G20议题可分为紧急性的议题和长期性、战略性议题，紧急性议题无法回避，长期性议题很多，每届峰会应聚焦其中一部分。
　　G20应否讨论发展议题？与会者一致认同，G20应该而且无法回避发展议题，归纳原因大体有如下几个：第一，发展与增长具有内在的联系，二者不应相互割裂、取此失彼，食品安全、金融包容、人力资源等发展问题事关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质量；第二，发展实为认同和公平问题，实现国家间的均衡发展，事关全球化的可持续性；第三，G20需要一个“宏大交易”，发展议题是G20发达与新兴成员之间实现议题和利益交换所必须的，否则新兴成员没有参与积极性；第四，OECD、联合国、世行等已经在发展问题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发展是跨领域和系统性重要议题，G20应在全球网络中扮演一个协调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为未来指明方向。另有与会者强调，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不排除G20在安全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有不同意见认为，象叙利亚这样的问题，俄美是核心决策国，没必要让G20这么多的成员参与。
　　但是，与会者同时指出，G20运作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庞大，会议成果文件越来越长，各成员国和各国际组织竞相增加其偏爱的议题，承诺越来越多，但其落实情况差强人意。2014年G20峰会主办国应精简流程，对发展问题应更注重对承诺的落实。一位与会者更深刻地指出，发展问题的关键为，如何超越华盛顿共识建立新的共识，为各国发展找到真正奏效的方案。若无法寻找到此种各国真正需要的方案，G20便无法强行落实领导人作出的承诺，G20更多是一个促进各成员国建立互信和交换信息的进程，而非一个落实机制。


　　第六节“会议小结和未来展望”中，与会专家强调，G20第一次实现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建立了官员层面的沟通网络，其意义重大。但G20是否真正发挥了领导力作用，是否实现了其潜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明年G20应对过去五年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其议程应保持延续性，并应采用“回到基点（back to basics）”的路径，即紧紧围绕G20“强劲、可持续与平衡增长”的核心议程和基本命题进行讨论，精简流程，关注承诺落实，最大化领导人会议的价值和成果。G20应加强“双轨制”，即领导人议程和会议成果文件应尽可能地简化，而将更多的专门议题交由工作级别官员和国际组织去做。
　　G20不应面面俱到，而应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上下功夫，认可其他国际组织的成果，宣扬和推广成功的国内政策实践。G20明年峰会应成为多边贸易体系复活的第一步。发展、气候变化应是议题的一部分，但应侧重落实。税收议题今年取得了重大成果，但OECD野心过大，务实的做法是加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另有与会者认为，发达国家债务问题实际是世界经济未来相当一段时期面临的最重大风险，如果没有新兴国家的支持，发达国家的债务不可持续。美国需要年均6%的增长方能维持其债务，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G20应有所行动，使发达国家债务占GDP比重回到可持续的水平。另有与会者指出，如何使全球化由混乱走向英明（smart globalization），如何使G20在内的国际承诺真正获得国内的支持，是国际合作真正有效的关键。应更深入地研究合作成功的案例以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