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中国在非洲和多重危机世界中的中欧非关系”国际研讨会
2024年9月23-2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希腊伯罗奔尼撒大学（让·莫内政策辩论项目）在上海共同举办“中国在非洲和多重危机世界中的中欧非关系”国际研讨会。来自卢旺达、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喀麦隆、科特迪瓦、希腊、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和中国社科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30余位专家出席。会议围绕“中欧非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动态”、“中国和欧盟在非洲经济增长中的战略和影响”、“中欧非关系中的政治参与”、“商业、文化和中非关系发展”、“三边关系的前景：学术界的作用”、“科学、性别和文化在中欧非关系中的作用”、“欧盟与中国对非发展合作模式比较”等议题进行研讨。
主旨报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研究员
中国和欧洲在对非合作方面有各自的优势，如何根据全球转型和非洲发展转型，妥善处理中国与欧洲在非洲的竞合关系，通过中欧非合作促进非洲发展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是中欧非应该努力的方向。中非合作在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电力供应、工业发展和数字化进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也为中非双方带来共同的发展机遇。欧盟仍是非洲重要合作伙伴，其对外地缘安全战略以及经济、金融、绿色转型、供应链安全、移民等各领域对外政策，都对非洲带来深刻的影响。中国给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不同于西方道路的选择，受到了非洲欢迎。欧洲也正在通过“全球门户”计划加大对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力度。如何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有效对接，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非洲一体化发展、提升经济活力，是需要思考的重要议题。中国和欧洲在非洲既有合作的机会，也面临着竞争的挑战，然而，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在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话语叙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如何避免零和博弈思维对潜在合作的影响尤为重要。
前荷兰驻欧盟大使罗兰·范德·吉尔
中欧在非洲的竞争并不意味着对抗，中欧非都需要健康的合作伙伴关系，各方应积极努力，降低中国、欧盟在非洲的恶性竞争，寻求有效合作。对于合作如何落地，以中欧非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为例，中欧非三方可以共同建立数据库，在不同的高校推动非洲研究，围绕非洲2063议程开展联合研究，同时，还应在政策的酝酿、制定和实施环节建立可靠的监督与评估机制，打造三方教育研究机构网络，发挥智库和高校各自比较优势。
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许镜湖大使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盛会。峰会聚焦“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汇聚了中方、非方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三方力量，取得了与非洲建交国双边关系提升、中非整体关系提升、明确推进现代化方向以及宣布对非务实合作新举措等四方面成果。中非关系具有平等相待、共建共享、公平正义、开放包容的特征。中国对中欧非三方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迄今为止已成功开展多个三方合作项目。中方愿同欧方发挥各自优势，在一些具体领域积极探讨开展三方合作的可能性。总体上，三方合作应充分尊重非方意愿，致力于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对非合作格局，形成促进非洲发展的有效合力，排除政治因素干扰，鼓励支持高校、智库、企业等等多元主体参与非洲发展合作。
一、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中欧非关系
英国布拉福德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让-马克·特鲁伊
欧洲、美国主宰全球规则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前的世界正在经历规则重塑。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的不信任感正在加剧，欧洲需要更好地理解该现象出现的原因。现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将“多极化”视为新世界格局、新机遇的代名词，认为自身能够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拥有更多决策自主性。欧洲国家需要明白，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增进团结、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拒绝西方。多极化的国际体系意味着减少对单一主体的依赖、增强韧性。俄乌冲突后非洲国家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充分说明，非洲国家拒绝选边站队。欧洲、非洲和中国有共同利益，也有采取共同行动的空间，可以打造多边主义体系，通过互利互惠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复旦大学简军波副教授
中欧在非洲并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非洲影响力的增强，带动了欧盟不断强化对非合作，这是一种正向的互动关系。然而，长期以来欧盟始终将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视为问题和挑战，认为中国的出现意味着和欧盟的竞争。欧盟一边希望加强中欧非三方合作，同时却又增强了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这种充满矛盾性的政策令人困惑。当前，中欧非三方合作一方面面临来自欧洲的挑战，例如欧洲希望用自身价值观主导合作；另一方面也面临来自非洲的挑战，大国在非洲的竞争关系某种程度上有利于非洲利益最大化。就合作而言，中欧非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打击轻小武器非法贩运、反恐等领域存在合作潜力和空间。
乌干达古卢大学朱莱娜·奥比卡博士
以东非共同体为例，讨论了其与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奥比卡博士指出，东非国家相互之间缺乏互信，在各自与欧盟、中国的关系上存在不同偏好和侧重，构成了东非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挑战。目前，东非国家对欧洲的不信任有所增长，希望摆脱殖民影响构建全新的欧非关系；中非关系中也存在诸如债务依赖、劳工权利纠纷等矛盾。关键在于中欧在对非合作问题上求同存异，以及东非国家之间消除相互怀疑。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杨曼玲博士
对中国和欧洲在非洲能源转型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探究中欧各自的努力对非洲能源转型带来了何种影响。研究发现，中欧在地缘政治策略、对可再生能源种类的偏好以及具体项目执行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西交利物浦大学德博拉·马利托副教授
以安哥拉洛比托走廊项目的建设为例，探讨了非洲国家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地缘政治来塑造全球秩序。洛比托走廊的建设从安哥拉内战后就已经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在此过程中，安哥拉不仅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也同样注重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巴西等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安哥拉希望利用对外关系多元化以获取更多资源满足自身发展利益。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金玲教授当前全球国际关系格局的大变迁导致了欧洲整体对外战略的地缘政治转向，并从战略层面重塑了欧非关系。欧盟把非洲当成了地缘政治竞技场，并且非常渴望在地缘竞争中获胜，尤其是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领域。与此同时，欧盟还将非洲视为通向全球南方国家的门户。上述因素驱使欧盟对非洲采取更加地缘政治导向的政策和行动，使其在欧非关系中以自身利益为先，而非寻求双方合作议程对接。因此，只要欧盟还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中欧在非洲的合作就始终面临较大困难。 在自由讨论环节，阿斯特里斯·丘利亚拉斯教授强调了对非关系上欧盟机构与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指出，当前欧盟将欧非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提升的主要动机并不仅是与中国的竞争，而是考虑到移民问题关乎欧盟内部安全，且与非洲的关系对欧洲经济的巨大影响。对此，金玲教授进行回应，强调了地缘政治转向是当前欧盟及其成员国对非政策的共同特征，加强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是当前欧盟对非政策新方向。迪米特里·索提罗普洛斯教授指出，中欧在非洲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局面将长期存在，非洲国家有权按照其自身利益诉求选择合作伙伴。玛丽埃拉·迪·奇奥莫教授认为，欧盟机构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欧洲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在对非政策上存在合作空间，各方应该参与到更灵活的三方合作机制中。
二、地缘经济视角下的中欧非关系
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迈恩·彼得·范迪克教授
聚焦非洲国家债务问题，提出了如下观点：其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对非洲的贷款缺乏政策透明度和清晰度，也缺少风险控制策略，这是导致当前非洲债务危机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当前中国对非洲部分资金借贷缺乏可持续性，给经济基础薄弱、管理混乱、透明度缺失国家的贷款使其绕开了西方设置的贷款限制性条件，加重了其债务危机和发展脆弱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龙静副主任
“全球门户”战略与欧盟过去的对非政策相比，并非以促进非洲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而是致力于满足自身地缘战略需要。欧盟将非洲视为其重构供应链、降低对华依赖的重要合作对象，同时在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等方面与中国展开软实力竞争。未来，中欧在非洲的互动可能出现三种场景：其一，中欧各自落实自身对非战略，两个战略之间几乎不产生互动，也难以产生合力；其二，中欧倡导的两套规则规范体系发生竞争甚至对抗；其三，中欧各自对非战略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产生互补关系。按照当前趋势，前两种场景发生可能性较大，但第三种场景并非不可能出现。
赞比亚凯文迪士大学穆塞布·西库拉·穆利根博士
对“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门户”计划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相较而言，“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官僚程序更少、更高效，更容易获得金融支持；“全球门户”计划下知识和技术转让比例更高、项目完成率更高，项目资金审计更严格。当前，“全球门户”计划在能力建设方面的优势受到了非洲国家欢迎。为了解决债务危机，非洲国家应当自己搭建稳健的金融政策框架，促成“一带一路”与“全球门户”在对非融资领域的合作。
津巴布韦改革宗教大学曼森·查尼博士
论述了中国在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安哥拉、纳米比亚等国制造业投资对当地经济社会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他的研究指出，中国投资显著增加了上述国家经济收益，为当地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但另一方面，部分中国企业在当地存在环境污染、劳资关系纠纷等情况。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吴亚博博士
通过中国企业在肯尼亚开展嵌入式城市社区建设项目的案例，从微观视角研究了企业如何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与非洲进行“小而美”的发展合作。该模式是对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发展合作的重要补充，也为未来多行为主体、多领域的中欧非三方发展合作提供了机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玉渊研究员探讨了中非合作的多边主义特征以及中非合作范式转变背后的动因。自2010年之后，中国在促进非洲各次区域互联互通以及经济一体化方面加大了投入力度，将非洲视为整体开展合作。中国对非合作从双边转向多边，其背后动因可分为三个层面：其一，该范式转变是对非洲需求的回应；其二，是对国际发展合作新趋势的回应；其三，是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多边合作倡议引领下注重中非合作的溢出效应。 自由讨论环节，嘉宾们就非洲国家债务危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周玉渊研究员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其一，中国在非洲具体负债规模仅占非洲国家负债总量的11%-13%，占比更高的是私人金融机构和多边金融机构；其二，关于非洲向中国贷款的可持续性，尽管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导致了非洲陷入债务陷阱，但根据学界相关实证研究，中国贷款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切实带来了积极成效，贷款效果显著优于西方国家及国际多边机构提供的贷款和援助；其三，中国已历史性地参与了国际集体债务管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阿斯特里斯·丘利亚拉斯教授强调中国对非贷款主要集中在2014年之前，2014年后国际大宗货品和石油的价格下降导致了非洲国家偿还贷款困难，对此中国采取了债务重组、放宽还款期限等措施。简军波副教授指出，债务重组虽然有助于维持国家经济秩序，但可能导致国家货币贬值、预算减少，同时，债务重组意味着还贷时间拉长、额外成本增加，并不一定是理想的解决非洲债务危机的方案。玛塔塔·米雷尔·瓦塔拉博士认为，非洲有很长的向欧洲国家以及国际多边机构借贷的历史，债务危机并不是新问题，非洲需要通过贷款实现发展，因此债务问题难以避免，这不仅仅是中国的责任，所有借贷方以及非洲自身都需要对此负责，关键是，非洲如何在借贷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穆塞布·西库拉·穆利根博士认为，非洲国家在债务、贷款管理方面缺乏透明性，由此引发了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导致了抗议行动，这不是欧盟或者中国的责任，而是非洲国家自己的责任。非洲需要自己主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财务政策框架，增加透明度，避免债务危机的代际传递。龙静副主任指出，中国和欧盟在绿色金融领域存在不同的标准和规范，通过磋商谈判双方求同存异，在相关领域达成合作，共同为跨境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国际合作非常好的范例。
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中欧非关系
喀麦隆布埃亚大学苏·I·弗鲁·诺伯特博士
论述了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务实主义”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对欧盟在非洲的治理框架所带来的挑战。中国的“政治务实主义”体现在不干预非洲内部事务，不将西式民主强加于非洲，注重商业合作等方面。中非在反对外国统治和垄断、追求平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强调相互支持。对此，欧盟认为中国奉行的这种“政治务实主义”是对欧盟价值观的挑战。
卢旺达大学埃尔维斯·姆本贝·宾达博士
比较了中欧企业在非洲商业行为中执行人权保护相关法规的表现。欧洲议会2024年4月通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要求企业及其上下游合作伙伴防止、结束或减轻其对人权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不遵守相关规定会受到罚款。在此之前，德国已经通过了类似法案。相较而言，外国学者对中国在人权、环境等领域约束企业商业行为的政策框架和相关承诺尚不了解，目前，就该议题非洲学者正在与中国同行进行合作研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姚乐
论述了中欧非绿色能源转型合作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机遇方面，中欧非在该领域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目标，中欧企业存在互补性比较优势，目前中国与法国、西班牙等国著名能源企业已经在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国开展了成功的项目合作。然而，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该领域中欧非三方合作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欧洲地缘政治竞争导向的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非洲的发展利益，中欧意识形态领域对抗导致互信受损。未来，有效合作需要超越地缘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叙事，中欧可以从联合融资以及绿色环境规则标准协同对接等领域出发探索合作空间。
南非开普敦大学阿迪什·布德里教授探讨了文化规范与商业活动的关系，研究了中国电子商务如何向非洲扩展。中国产品通过跨境电商受到非洲市场欢迎，从文化层面来看，是由于非洲集体主义文化与中国契合，在促使民众消费习惯由线下转变为线上的过程中，更容易对中国产品建立信任。 自由讨论环节，阿斯特里斯·丘利亚拉斯教授通过例举喀麦隆政治精英在与法国和中国的关系中寻求平衡的做法以及近年来喀麦隆批评指责中国的行为，就中国在非洲“政治务实主义”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迪米特里·索提罗普洛斯教授补充指出，“政治务实主义”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而学者对此缺乏科学的评估依据。苏·I·弗鲁·诺伯特博士对此做出了回应，指出评判“政治务实主义”是否成功，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够相互支持、维护共同的利益关切，这是中国与欧盟最主要的不同。重新建立非洲与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前提是系统性地解决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欧洲和非洲应在思维上、心理上真正平等，平起平坐地讨论双边关系中的各项议题，这是欧盟采取务实行动的开始。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龙静副主任指出，2021年该法令刚出台时，学者和企业家普遍认为，该法令落地实施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和障碍，且外界普遍高度关注该法案对中欧企业间合作的影响，忽略了实际上该法案也影响到了欧非关系，这实际上是个全球问题，中欧非对此应保持对话沟通。关于中国跨境电商在非洲市场的快速扩张，阿迪什·布德里教授指出尽管存在其他推动因素，但线上消费在非洲的普及度仍然非常低，文化因素对此现象有着非常深的影响。非洲社会组织形态复杂，存在诸多村庄、部落，这些社会单元的领导者如果带头使用了来自中国的跨境电商产品，对当地民众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四、国际发展合作视角下的中欧非关系
华东师范大学门镜教授
论述了教育领域中国和欧盟在非洲的合作与竞争关系。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发放奖学金、开展能力建设与技能培训项目、开设孔子学院等方式加强了与非洲的教育合作，增进了中非友谊，增强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相较而言，欧盟对非教育合作更聚焦在高等教育层面。对非教育合作中欧有各自优势。
玛丽埃拉·迪·奇奥莫
从非洲视角出发，比较了欧盟和中国的发展合作倡议在非洲取得的效果。与中国的竞争并非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唯一驱动力，欧盟希望通过该计划提升自身战略自主能力和全球竞争力。全球门户计划与“一带一路”的关系并非对抗，而是竞争。就政策效果而言，不同非洲国家有各自的议程优先级，欧盟在合作中也采取了差异化的方式，不同国家合作效果也有所区别，对于未来中欧在非洲的关系，非洲国家实际上乐见中欧竞争，因为有可能使非洲利益最大化。非洲关注的重点在于自身有选择合作伙伴的自主权，以及合作条款不能损害非洲利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张超副研究员
探讨了中欧非在三方发展合作领域面临的挑战与困难。长期以来，中欧双方对中欧非三方发展合作缺乏足够的意愿和兴趣，尽管双方均承认合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但实际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却非常困难。在此背景下，绿色转型特别是环境保护有可能成为中欧非三方合作取得突破的领域，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该领域政治敏感度较低；其二，促进非洲绿色发展是双方的共同目标；其三，非洲领导人高度认同相关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为了推动相关三方发展合作项目落地，中欧需要拿出足够的政治意愿，保持对话沟通渠道顺畅，并灵活运用三方发展合作机制。
伯罗奔尼撒大学索提里斯·佩特罗普洛斯教授
研究聚焦中欧在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从行为模式来看，欧盟对非人道主义援助主要通过国际多边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非洲本土社会组织进行，而中国则主要采取双边合作的方式。未来中欧可以加强该领域合作，在行为方式上求同存异，共同探索最佳实践方案。
伯罗奔尼撒大学阿斯特里斯·丘利亚拉斯教授
比较了媒体与学术界叙事方式差异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影响。西方媒体将非洲塑造为完全丧失主体性、丧失力量的被动者，将中国塑造为“新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在非经济活动大加指责。而学术界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学术界更关注非洲在中非关系中的能动性，对中非关系评价没有媒体负面，且论述方式更为复杂、多面。学术界注重研究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走向的影响，认为非洲有自主能力在中非关系中维护自身利益、达成自身目标。不同非洲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与中国合作的策略、方式等也均有所差异，此方面非洲展现出了多样性。
马德里自治大学何塞·M·梅利亚教授
探讨了中欧对非关系在高等教育与性别平等相关议题上存在的合作与竞争关系。非洲国家政府普遍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缺乏重视，导致非洲高等教育机构严重缺乏资金和基础设施，女性入学比例非常低。欧盟近年来通过各类项目与非洲高校建立了跨区域合作网络，在导师配备、语言学习、项目执行、签证便利化等方面采取了务实举措帮助非洲学生赴欧学习，同时支持女性入学，在高等教育层面推动非洲性别平等。梅利亚教授提议未来将中国与欧盟在非洲教育领域优势相结合，建立中欧非高校合作网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促进非洲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目标。
伯罗奔尼撒大学迪米特里·索提罗普洛斯教授
讨论了非洲人对于中非交流的观察与文学反思。民意调查显示，非洲人普遍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此类态度可能源于功利主义、地缘政治考虑、对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的认同、相似的意识形态以及对反殖民主义的支持等因素。与此同时，也有部分非洲人将中国视为类似西方国家的存在，对中国存在不信任。这些对中国的消极观念通过文学媒介体现。
科特迪瓦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大学玛塔塔·米雷尔·瓦塔拉博士聚焦西非女性，研究了中非商业合作如何帮助西非女性创业并搭建商业合作网络，以及该过程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研究显示，西非女性企业家之间的互助以及利用数字技术与中国商业伙伴的合作显著促进了其商业力量发展。 自由讨论环节中，与会嘉宾表达了对非洲国家能动性的看法。阿迪什·布德里教授认为应该从国家内部实际发生的事情而非媒体报道考察非洲国家能动性。阿斯特里斯·丘利亚拉斯教授指出，不同非洲国家政府谈判能力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国家寻找替代合作方能力较强，谈判能力则较强；部分国家内部权力斗争严重，从而削弱了其政府对外谈判能力。同时，目前非洲民间社会组织运用知识和新媒体技术对外发声的能力也正在增强。吴亚博博士认为，域外国家参与非洲发展合作的主体是去中心化、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参与格局也赋予了非洲东道国更多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埃尔维斯·姆本贝·宾达博士提到了西方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所传递的关于中国在非洲叙事的差异，主流媒体式微、社交媒体崛起正在对人们认知、理解现实产生深刻影响。罗兰·范德·吉尔大使以自身驻外工作经历为例，说明了中欧外交官能够在促进中欧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中国和欧盟需要承担各自的大国责任寻找在非洲合作的空间和机遇，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