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大金砖合作”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从议程到愿景研讨会
2024年6月2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发展研究院联合在沪主办“‘大金砖合作’”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研讨会。会议得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厦门市金砖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组的指导和支持。来自北京、上海、福建、云南等地知名高校和智库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现将代表专家的发言要点综述如下，以飨读者。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赵静：国际秩序不公正的因素制约着“全球南方”的发展，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越来越受到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干扰。“大金砖合作”的理念高度契合金砖国家的定位和时代发展要求，为未来合作指明方向。在“大金砖合作”的开局之年，需要思考和重视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打造金砖合作的共同价值，为开展国际多边合作提供新范式；二是如何深化内部合作，拓展自主发展空间创造新机遇；三是如何建立伙伴关系，为构建多极国际秩序注入新动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
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加剧全球治理赤字。“大金砖合作”承担着维护、延续、更新全球治理机制的责任。当今的全球治理不应建立在“单极霸权”之上，应该更多地反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潮流。所谓“平等”不只是其他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平等，也包括大国间、大国和小国间的平等；所谓“有序”体现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多种维度。如何充实“大金砖合作”的概念，对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进行更多阐述，值得深入讨论。
厦门市金砖创新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洪亮：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是促进金砖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实体机构，包括政策协调、人才培养、项目开发三大任务。金砖创新基地即将迎来启动建设五周年之际，将加快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一是筹划建设中国金砖国家合作项目展示交流中心；二是全力推进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建设；三是加强金砖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四是加强“大金砖合作”研究；五是围绕人工智能、海洋经济、跨境支付等金砖国家共同关切的领域，持续推出面向成员国和广大新兴市场的精品培训项目。
议题一：“大金砖合作”的时空背景和环境变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友明：
“大金砖合作”在金融治理方面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建立金砖国家“统一货币”，该倡议存在技术障碍，中短期内很难实现；二是对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立“金砖货币基金组织”（BMF），这需要金砖国家高度共识和资金投入、能力建设；三是建立金砖支付体系，在SWIFT体系地位不会被轻易撼动的情况下，可以倡导以金砖支付体系完善现有国际金融支付体系。此外，可加大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力度，利用中国—金砖国家新时代科创孵化园等平台，开展人工智能联合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共同制定人工智能的金砖安全标准和使用规则。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仇华飞：
通过“大金砖合作”引领国际格局的演变具有战略价值。首先，以金砖机制为抓手，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当前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论坛式的金砖合作发展为基于国际协定的国际组织，在推动金砖国家扩容的同时，需要逐步建立相应的申请和退出机制。其次，需要推动制度创新，力促金砖机制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的主体地位，讨论秘书处建设、基金建设等议题，这是金砖从论坛性向协定性国际组织转型的制度保障。最后，利用金砖合作维护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实施，将金砖合作模式和经验推广到广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徐飞彪：
金砖扩员作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包含成员新、架构新、身份新、机制新、议程新五个维度。短期来看，如何协调扩员进程和内部利益差异，应对外部质疑和战略压力是主要任务。总体来看，“大金砖合作”将带来规模性红利、多元化效应及大平台保障，有助于强化各国对于发展合作的共识。金砖的新定位、新合作模式也有利于团结“全球南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晋继勇：
从全球健康和卫生治理角度，金砖国家在卫生安全方面具有共同脆弱性。“大金砖合作”有利于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制度改革。通过生物医疗方面合作，可推动药品、疫苗的可及性。“大金砖合作”在卫生安全方面也需要应对新的挑战，包括各国基于不同的政治模式、经济和发展水平，在全球卫生治理方面形成差异化战略目标，推动金砖国家关于卫生安全议题的机制化讨论。
议题二：金砖喀山峰会前瞻：重点议程与可能成果
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高级专家孙超：
新开发银行是金砖合作中率先落地的代表性成果。银行的发展历程、运营成果反映出金砖国家合作，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的新尝试。喀山峰会在财经领域的潜在议题包括如何保障银行在领导层、项目融资方面的机制化运行。在实践方面，包括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在内的多边金融机构仍需要在现有国际经济治理和金融市场框架内求发展，相关改革宜坚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宏松：
建立金砖支付系统将成为喀山峰会的重要议题。支付系统的推进仍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支付系统需要结算系统和共同货币支撑，金砖国家在共同货币问题上依旧缺乏共识。另一方面，支付系统的有效性取决于“网络效应”，其价值反映在参与的国家数量和银行体量。从控制成本和风险的角度看，单一国家倾向选择既有支付系统。金砖支付系统的推进取决于能否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
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蓝庆新：
由于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包括石油主要供给国和消费国，能源合作将成为“大金砖合作”的重要议题。但各国在国际能源交易中缺乏“定价权”。金砖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需要紧密对接，扩大对石油能源全产业链的合作，建立协调对话机制和应急储备机制；金砖支付系统也需要与国际货币结算系统相连接。在期货价格上，可考虑建立金砖国家石油期货市场或期货交易系统，面向部分金砖国家，吸引国际石油生产者、消费企业、进口商参与交易，提高石油定价方面的主动性和话语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叶玉：
金砖支付系统的建立既要关注实质意义，也不可忽视基础工作。在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上建立大金砖框架下的支付系统，该议程本身具有合法性和正当需求。此外，可以主动塑造新开发银行的改革议程，包括持续探索本币融资合作，利用多边开发银行体系改革的“春风”，主动加大和其他机构的联合融资。同时，新开发银行还可以扩大与智库层面的交流合作。
议题三：深化“大金砖合作”的区域国别视角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孙德刚：中东国家参与“大金砖合作”需重视实体化建设。首先，扩大金砖国家内部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其次，利用供应链、产业链、科技链的互补优势，增强金砖国家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最后，增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全球南方国家声音。“大金砖合作”是开放的地区主义，要坚持多边谈合作、双边谈落实。中东国家加入有助于提高金砖和其他跨组织的联系，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金融、科技、全球治理领域建立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此外，需要避免内部制度竞争、外部制度堆叠、制度过剩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所长毛小菁：
“大金砖合作”促进产业构成的多元化，在能矿、农业、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制造业等五个领域具有重要合作机遇。同时，也需要关注成员国内部面临各种政治经济挑战，适应国际环境变化和外部干扰打压，重视营商环境和文化差异等。未来，需要发挥平台作用推动形成更多共识，加强部门协调推动政策信息沟通形成合力，推动更多关于治理机制、经贸金融合作方面的创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林民旺：
需要从中长期的战略高度思考“大金砖合作”，研判国际形势变化对金砖机制的影响。同时，应该倡导“成人之美”的理念，激发各国参与金砖合作的积极性，在机制构建过程中摒弃主导权竞争的思维。审视金砖合作机制对于成员国、本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战略意义，衡量资源投入的有效性，适时引入接纳和退出机制。在未来扩员问题上，需要各国强化政策和利益协调，开展更多的机制设计。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万青松：
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轮值主席国，在政治层面将“大金砖合作”视为新型多边互动，旨在勾勒出全球秩序新图景，应对地缘政治、经济危机和变局；在经济层面为开拓大市场构建高质量的生产组织形式；在金融领域聚焦于建立过渡性的金融秩序，打破以美元为基础的金融霸权；在投资领域启动金砖国家投资俱乐部建设；在能源和技术领域有意推动新能源开发、煤炭液化与核能技术，完善新型能源治理架构和创新体系。
议题四：“大金砖合作”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战略智库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教授吕鸣：
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大金砖合作”的议题之一。“大金砖合作”涵盖的海域非常广阔，需要选择性、针对性就重点议题开展合作，例如港航合作等低敏感议题。目前，大金砖海洋合作的现状是走出去多、引进来少。各成员国需要在海洋经济上建立利益共同体，也可以借助多边海洋治理与平台，联合提出符合金砖国家利益和诉求的提案，共同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春：
“大金砖合作”与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从外部看是金砖国家如何在国际体系中实现政治团结，可从“新和平纲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联合国大会的功能强化三个方面入手。在经济合作层面，需要探讨新型的南南合作模式。在话语权塑造方面，需要确保“大金砖合作”议题在内部和国际层面实现主流化。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也需要金砖国家在内部实现求同存异、多重形式的合作，包括次区域、次团体合作，利用“大金砖合作”的延展性，发挥非正式国际机制的灵活性优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赵隆：
“大金砖合作”首先需要凝聚“发展共同体”意识，用发展促进安全，用发展争夺话语权。其次，在议题设定上宜优先反映“全球南方”的需求，强化利益融合与政策协调，基于互补性与比较优势，深挖有利于各国发展的共同大市场、产供链。第三，需要开展基于中长期发展的机制设计，遵循从多边论坛、国际机制到国际组织转型的客观规律，保持一定的机制灵活性，防止过快扩员导致金砖合作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最后，强调“大金砖合作”的普惠效应，为地区国家和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江天骄：
推动“大金砖合作”要坚持价值引领、分歧弥合，和成员国推动形成金砖的共同价值观，包括对于主权的尊重、战略自主的重视、平等原则等。同时，需要倡导灵活多样的弹性空间，推动针对特定问题的小多边合作，重点关注海洋、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新兴领域。从中长期看，“大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的关键是如何推动机制化建设，包括如何平衡多边和双边互动的关系，平衡公平和效率问题。
闭幕总结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
问题意识和系统思维是深化金砖研究的重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需要将金砖研究同国家长远发展、安全利益更有机地结合。在多视角、多领域、多学科的金砖研究基础上，运用国际政治、外交、经济、区域国别等学科的新知识、新方法，科学把握“大金砖合作”的整体发展方向。同时，继续推动金砖研究的知识创造和分享，扩大相关研究在金砖国家内部的影响力，提升成果的国际传播水平。
整理：毕馨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校对：赵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 张琪悦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