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2024——探索动荡时期气候伙伴关系转型的路径”国际研讨会之会议综述
蒋尊泽 朱云杰
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举行。在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国际地缘局势紧张、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驱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本次大会为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势头注入了信心与动能。2023年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以《阿联酋共识》结束，在这份共识中，各缔约方最终就《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转型远离化石燃料、“损失与损害”基金投入运行、新增气候融资、甲烷减排、全球适应目标、公正转型等多项议题达成一致，也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翻开新的一页。为此2024年1月24-25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共同举办“全球气候治理2024--探索动荡时期气候伙伴关系转型的路径”国际研讨会，这也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举行的第六次“全球气候治理系列会议”。
1月24日的会议主场设置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围绕“哥本哈根缔约方第二十八届会议”、“如何在全球盘点结果的基础上到2030年缩小排放差距”、“国际技术与创新合作、包容性和多边开发银行工具”、“迈向气候适应能力并成功解决损失和损害”4个部分展开。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主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Benjiamin Reichenbach)分别为开幕式致辞。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李开盛
气候问题给我们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带来深层次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主要参与国、可再生能源主要生产国和全球气候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大国合作对于推进气候治理至关重要，如何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议题。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
迪拜气候大会和《阿联酋共识》提出终结化石能源的使用，开启了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进程。人类社会仍面临着很多气候风险，例如冰川融化、珊瑚岛礁消失等，需要各国共同应对，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方面的支持。中国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气候变化也将是未来中德双边合作中的重要支柱性议题。
会议第一部分由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上海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Corinne Abele主持，围绕“哥本哈根哥本哈根缔约方第二十八届（COP28）会议回顾”展开。
德国观察组织“亚洲/中国”气候外交与合作顾问Martin Voss
对2023年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COP28会议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认为本次大会是历史上首次将脱离化石燃料与实现能源系统转型写入大会文件，《阿联酋共识》的一揽子协议聚焦并讨论了气候融资问题，并就损失与损害基金的实施达成了一致，并推进全球盘点基础上细化目标、启动损失和损害基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毅
中国在“双碳”战略决策的统领下，构建并不断完善“1+N”政策体系，来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在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应对气候变化和“双碳”相关工作；在行业层面，在过去3年多时间里，各部门各行业都设定了自己的碳达峰实施方案，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在法律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准备起草审议生态环境法典、能源法，修改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研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与双碳法律等。此外，中国积极参与COP28等多边气候进程，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巴黎协定》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共同推动达成包括“转型摆脱化石能源依赖”、损失损害基金、全球适应目标、公正转型在内的一揽子《阿联酋共识》文件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
从法律角度来说，气候变化国际法律不仅是进一步加强谈判和立法，而且还要落实执行和履约。同时，如何将国际法和国内法律协调和融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中国正在考虑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气候篇或者气候变化单行法的方式加强与其他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协调。最后，应加强贸易法投资法和气候法之间的兼容协调，进一步规范与气候有关的贸易和投资措施，不能以气候名义形成新的贸易壁垒。
会议第二部分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主持，围绕“如何在全球盘点结果的基础上到2030年缩小排放差距”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家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潘家华
COP28会议历史性的形成了“转轨别离化石燃料”共识和“确保1.5℃”共识，这标志着我们将在全新起点上推动能源转型。当前，能源转型取得了积极进展，风能、太阳能等零碳非化石可再生的能源在成本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未来，应聚焦于如何提高此类能源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猛，在风能、核能、光伏等方面具有良好基础与产业优势。目前，中国正在尝试一些创新性的转型方式，比如将生产与消费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废水净化、垃圾发电、电池发电与储能等技术。
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巴黎协定》下，全球碳市场与绿色金融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全球盘点的5年周期中，国际社会仍面临气候融资缺口、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工业能效低、保护性环境政策等挑战。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亟待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有效行动。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努力按照国家自主贡献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出台了一系列的绿色法律法规。有证据表明，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并不矛盾，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故事，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而且两手结合起来。
Adelphi consult GmbH碳市场与定价项目负责人Baran Doda碳定价通过污染者付费直接创造了市场化的脱碳动力，通过提高传统化石能源成本间接的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并围绕欧美发达国家碳定价政策经验、碳拍卖、碳边境调节税等主题介绍了全球碳定价发展的现状。联合国环境署排放差距报告，强调了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减排压力，《阿联酋共识》强调淘汰化石燃料、公正转型、减少煤电设施、运输排放等目标。对此，碳定价可以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碳定价是一个成本效益极高的工具，现在全球有73种碳定价的工具，其被证明在创收方面具有较强优势，应进一步推广至各气候治理领域。
第三部分会议由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上海办事处上海联络处首席代表Corinne Abele主持，围绕着“国际技术与创新合作、包容性和多边开发银行（MDB)”展开。
德国气候与发展咨询创始董事Thomas Hirsch
全球南方国家缺乏足够的投资是气候转型的重要挑战，由于没有国家能够单独应对气候变化，全球需要建立新型的气候和投资伙伴关系，开发银行需要提供更多的减让式资金支持，以降低风险和拉动私人部门的投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资金常设委员会委员、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首席专家朱留财研究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各个现有气候资金机制均处于“细水长流”状态，资金流量很小，能保持流向发展中国家，以项目为基础，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公约》外，全球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气候融资虽资金流量远远大于《公约》下公共资金流量，但根据不同的测算口径，与实际需求相比每年仍有数千亿到数万亿美元的差距。同时，资金结构具有不平衡性，侧重减缓行动而忽视适应行动。COP28取得历史性供资融资成果，特别是历史性融资规模，达到一次缔约方大会实现供融资850多亿美元的水平，似乎带来一些希望！损失损害基金的正式启动运行，打破了全球气候融资的僵局。多边银行展示出积极姿态，致力于加强自身改革，调整投资结构，努力调动私营部门参与投资的积极性，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事实证明，在动荡和具有不确定性的历史时期，全球气候治理只有加强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三边合作、公约内与公约外的合作等等，才能更好地投资气候行动，实现气候治理目标。
德国外交部气候行动副特使Norbert Gorissen
德国有气候合作伙伴方面的外交行动，专门从多边推进COP28提出的一些目标，包括技术，金融，投资计划。一方面，能源转型需要多边银行的参与，在投融资方面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加强政治激励，投资担保可以撬动更大金额的投资。中德有非常有效的双边合作机制，在气候变化领域也开展了很多双边的对话，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拓展对话规模与深度，这符合中德双方利益。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国际矿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黄霞
应加强能源转型下的矿产资源国际合作，保障清洁能源转型进行发言。认为全球关键矿产对于清洁能源转型至关重要，但存在着全球分布不均，供应链脆弱，开发利用的环境挑战大等问题，需要国际层次进行政策协调、合作倡议、技术交流和投资合作。
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气候与外交政策中心研究员Loyle Campbell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中，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国也进一步强调跟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不仅是碳排放最大国，还是太阳能板最大生产国，毫无疑问中国是最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它是许多工业制造活动的中心，需要在很多平台上与中国进行合作的。
第四部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室主任刘新宇主持，围绕“迈向气候适应能力并成功解决损失和损害”主题展开。
中国气候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1980-2022年间，“一带一路”国家遭受气象灾害经济损失呈明显增加趋势，未来气候变化预计会导致极端温度、极端降水等事件增加，复合气候风险加剧。各国气候适应能力还存在不平衡，气候资金在适应领域投入不足，只有切实加强国际合作，才能不断提高气候韧性。
德国议会议员、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议会国务秘书Bärbel Kofler2023年底的阿联酋COP28会议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损失损害基金的启动。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相关国家的适应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支持最脆弱的国家和群体。对德国而言，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必须携手共同解决气候问题。同时，国际社会必须要帮助那些遭到气候变化冲击的国家，各国需要扩充损失损害基金，并建立预警系统，以此帮助气候脆弱国家。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杨秀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涉及农业、林业、水资源、海平面、城市、建筑等各个部门和法律法规出台，运用统计分析证明中国面临的气候风险不断扩大，适应行动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并介绍了中国气候适应性城市建设的进展。
海外发展研究所气候与可持续性高级研究助理/Prakriti资源中心执行主任Raju Pandit Chhetri
现在欠发达脆弱国家大概有35个，损失损害基金从气候领域可以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支持，但是根本的问题是，需要提升生物多样性，才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当前，绿色气候基金资源不足，也没有真正用到刀口上。现在重点应该转移到适应，换而言之要提供充足资源来支持欠发达国家和脆弱国家。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李瑾
作为位于长江出海口的超大城市，上海首当其冲的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为此，上海坚持把适应和减缓结合起来，有效务实应对气候变化，提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成立于2008年，它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环境能源权益交易平台，目前承担全国碳市场交易平台的运营和管理职能，并作为上海碳市场交易平台。
博众智合（Agora）能源转型论坛中国地方能源转型项目主管杨舟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背景下，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不同，我需提倡“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在气候变化适应措施方面，中欧需要加强地方和城市之间的直接对话与合作。比如荷兰港口城市对洪涝灾害管理经验丰富，可以为上海制定气候适应方案提供借鉴。
会议最后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副院长杨剑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朗杰明(Benjiamin Reichenbach)分别致闭幕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