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全球气候治理促进绿色转型”国际研讨会
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的最为严重、规模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2022年埃及沙姆沙伊赫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以“共同促进实施”为主题，围绕气候适应和减缓目标设定作、资金承诺与安排以及和损害与损失（Loss and Damage）问题等达成了一系列的行动计划（Sharm el-Sheikh Implementation Plan）。
2023年2月23-2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在锦江饭店共同举办“全球气候治理促进绿色转型”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国家财政部、国家气候中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德国气候发展中心、德国环境部、德国环境署、德国海洋和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Agora能源转型论坛、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上海核电工程研究设计院、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东方证券等权威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参与发言研讨。
以下综述根据专家发言整理而成，以飨读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René BORMANN分别做欢迎致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主持第一环节。
杨剑，上海国际问题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现在确实面临着许多迫切的问题，如何能够让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充分发挥他们作用；如何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能够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气候共识和战略互信；如何能够有效缩小全球控排的差距；如何促进绿色能源的应用都是现实问题。中国作为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积极承担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履行减排任务。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上，习主席再次提到中国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国正在加速绿色能源转型，强化能源供应链韧性建设，发展绿色金融产业，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碳治理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和引领《沙姆沙伊赫适应气候变化议程》等全球气候适应治理的实施，先后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大会等多边环境会议，充分提高了我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全球影响力。全球气候治理需要以更加包容、开放、主动的姿态向多主体、宽领域、深层次方向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个国家、国际组织、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共履责任。”
René BORMANN，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尽管目前国际社会面临地缘政治等问题，但是我们需要保证气候变化问题不被世界忘却。极端气候问题已经威胁到人与自然，我们不仅要减少排放，更需要转型调整，更好地推动能源结构和其他绿色转型，推进共识建立和大国合作。期待会议能取得丰硕成果。”
会议第一节聚焦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会议的评估和讨论，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海滨教授主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德国外交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气候政策处主任Luisa ROELKE、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洪涛参与讨论。
徐华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沙姆沙伊赫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也很荣幸作为随团专家与会。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需要各国有效地行动和国际社会务实的合作，各方应聚焦行动、路径、措施和落实，并推动减缓、支持等各方面取得进展；多边主义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决定性挑战的良方；中方为这次大会成功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包括始终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在会议期间正式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制度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中美两国气候特使进行磋商等，为大会注入了正能量。未来仍需要各国维护多边共识、聚焦务实行动，加速绿色转型。
Luisa ROELKE，德国外交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气候政策处主任：
COP27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要实现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还需要更深入的合作和支持。受气候危机的影响，德国也在恢复煤炭等传统能源的使用，但是这仅仅是一个临时性措施，德国仍然在坚定不移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推动能源转型的雄心和目标不会改变。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边缘化，对于气候变化而言，达成共识、推进落实是重中之重，国际社会应该更紧密的在联合国等框架下进行合作。1.5摄氏度的温控目标需要大国承担责任，需要中、欧、美等国家达成共识并执行落实。
柴麒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
COP27显示了各国所关切的问题，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受地缘政治、能源安全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各国之间面临多样化的问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挑战尤甚。现今能源转型、电气化等领域有了更大的发展潜力，更好的推动经济向低碳、绿色革命转型。我们要有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要进行对话和磋商并建立共识，进行多边合作来解决分歧。
洪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
“气候领域的合作是必要的，但是也不是可以轻松实现的，气候合作应务实地从落实过去目标的行动着手，而不是只看增量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其可实现性。国际关系上也不存在无条件的合作，更高的气候雄心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增加减碳成本。”
会议第二节主要聚焦于COP27达成的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第二节由德国气候发展中心科学家、咨询主任Thomas HIRSCH主持，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气候融资部门负责人Annette WINDMEISSER，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气候脆弱论坛和V20特别财务顾问Sara Jane AHMED，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参与发言和讨论。
Annette WINDMEISSER，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气候融资部门负责人：
“提出损失与损害基金是COP27的重要成果，但是未来仍需要一些繁重和细致的工作。这需要有效的资金渠道，要将减缓和适应的措施充分与资金相结合，此外，提供资金的对象需要扩大，资金从哪里来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同时未来需要有更大的资金筹措力度和资金安排。”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认为损失与损害基金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要尽可能避免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维持1.5°C目标意味着大规模减少碳排放量，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发达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灾害所需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中国现在大力推进市场型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在逐步取缔对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发展趋势强劲。”
Sara Jane AHMED，气候脆弱论坛和V20特别财务顾问：
“从脆弱国家的角度进行了讨论，认为脆弱国家面临较大的气候变化危机，我们需要让V20国家有更大韧性，也期待国际社会能够更快实现能源转型。我们要帮助脆弱国家获得资金支持，且必须是真实具体的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群体，最重要的是让其能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这样才能在全球建立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盾牌。多边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也应发挥作用，更好地调动资源，推进全球治理合作。对于那些面临着极端脆弱的国家来说，很重要的应该是让他们能够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这实际上也是《巴黎协定》所要求的。”
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分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科学评估报告强调，除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幅减少全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气候变暖幅度在本世纪就会超过2摄氏度，且控制地球升温在1.5度将会是更好的地球安全阈值。2021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以行动为导向的阶段，对于转型来说，现有转型的方法及速度对于实现温控目标来说是显然不足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会议第三节聚焦于如何缩小排放差距，将升温限制在1.5°C以内，第三节由德国环境部前国际和欧洲气候政策总干事Karsten SACH主持，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巢清尘，德国环境署气候保护和能源部主任Susanne DROEGE，美国国务院外交官Daniel Garrett进行发言和研讨。
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要考虑实现温控2摄氏度的现实性的问题，才能进而讨论1.5摄氏度目标的差距，全球产业转型要求的需要使得各行各业减排压力大幅度增加，且存在承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在国际层面上，当前技术上、资金上、能力上、合作上也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如俄乌冲突后部分国家重启煤炭生产，资金等问题；总的来说，要实现1.5度的温控目标，需要克服各种障碍，并且发达国家需要承担起更多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低碳转型。”
Susanne DROEGE，德国环境署气候保护和能源部主任：
“从德国的角度对能源和投资领域中的障碍和应对措施做了讨论。认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叠加而来的综合危机给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规划是缓解这些问题的关键。规划和计划是有效手段，需要在基础设施、市场运作和社会调动等方面进行更多的规划。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实现能源和其他领域的排放目标不动摇。”
Daniel Garrett，美国国务院前气候变化科学家：
“认为虽然达到《巴黎协定》目标仍然可能，但存在许多障碍，包括落实和执行各种承诺的问题，且通货膨胀加剧使目标实现更加困难。达到1.5度的控温目标非常困难且有较多转折点，稍有不慎可能引发危险后果。因此，需要迫切加强行动，将资金投入保障地球和人类生存的领域。呼吁各国进行国际合作，展现领导力，以确保全球的安全。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态建设，实现自然和人的和谐共处。”
张海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全球气候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面镜子。全球气候治理在曲折中发展，国际大环境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这要求我们保持积极、审慎的谈判和对话。在气候谈判过程中，我们要保证谈判进程的公开透明，将气候雄心转变为扎实的行动，也要谨防全球气候治理的倒退，推进大国合作。”
会议第四节主要研讨充满挑战时期的中欧美三方合作，第四节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兼职教授Daniel Guttman，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顾骏，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涂建军进行发言和研讨。
王毅,全国人大常委、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目前全球面临一些新变化和挑战，从国际社会看，气候多边进程已经进入新阶段，人们更加关注目标落实的行动、能力和路径，但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能源安全在新形势下已经上升为更高层次、更综合的问题。从中国来看，制度、战略、实践等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碳中和碳达峰已经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变革方向。未来希望能够弱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博弈，推进基于规则的低碳良性低竞争，促进多层面合作，从而真正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减少对抗、降低风险。”
Daniel Guttman,美国国家行政学院国际组联合主席、研究员、复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兼职教授：
“提高适应能力需要各地政府的投入，需要落实和指引。为了推进适应能力的提升，中国、美国、欧盟等国家参与合作了比较研究项目，旨在研究不同地区和国家的适应能力，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针对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需要修正应对方法以适应新的可能的灾害。”
顾骏,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中美欧三方在气候保护方面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合作，基础在于信任。中美欧三方在气候变化方面仍拥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具体原因有三：一是中美欧三方，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二是三方在国际气候治理当中也提出了各自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三是三方之间互相有一些合作和倡议。下一步合作方面，应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开展，通过合作将各自减排目标转化为共同的行动计划。中美欧三方只有携起手来，才能推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实现长足发展。“
涂建军,Agora能源转型论坛高级顾问：
”国家政策和整体倾向确定后，再调转方向会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更需要各方能够集体努力，共同推动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主要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而欧盟更关注于合作。为了实现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需要共同努力。各方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对方，以更好地认识差异。欧洲和中国应该通过相互学习和合作来避免恶性循环，推动合作进入良性循环，特别是在政治上找到一个可行的机制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
总结发言环节由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一级调研员、国际财经研究专家工作室国合司直接牵头人徐利主持，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国际能源论坛第四届秘书长孙贤胜，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常驻董事René BORMANN做总结发言。
孙贤胜,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国际能源论坛第四届秘书长：
“在COP27方面，中国和美国参与的重要性非常大，并提出明确目标、制定路线图和行动计划的重要性。在损失损害机制资金方面，需要解决新的挑战，深入到具体层面考虑。在消除排放差距方面，领导力、协调各方、技术问题和生态系统等都是需要兼顾的重要问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方面，推进国际合作非常重要，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最后指出：实际行动比言词更为重要，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并提升适应能力以减少排放差距。”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
“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不是各个国家，各个企业，或者各个实体单独的责任，而是涉及到全球共同未来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集思广益，为未来的大会（比如COP28）出谋划策，提供我们的建议。同时，合作是互惠互利的，也是非常紧迫的。我们不能把问题看作是零和博弈，而应该是多方共赢的合作进程。多方合作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地球，才能够各方获利，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和世界。”
René BORMANN,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形势，我们未来需要仍要加快有关的落实进程，需要更加雄心勃勃，提出更多的技术方面的解决方案，也需要筹措更多的资金来建立我们损失和损害基金，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但是，在治理进程中，我们不应该先指责其他方面，或者其他国家，我们应该先要来自问，我们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来改善有关的局面，关注自身进程而减少指责他国行为，这可能会帮助各国更好地推进合作。未来希望与中方和与会同仁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推进更扎实的行动。”
徐利,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一级调研员、国际财经研究专家工作室国合司直接牵头人：
“两天会议让我们看到上海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支持，以便交流和讨论。当前需要将气候挑战当做一个迫切的问题，并在过程中筹措资金、推进机制、强化能力。对于COP27，落实承诺无比重要。对于中国，我们希望进一步推动绿色转型，并积极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从而共享美好未来。绿色发展需要各方联合，需要为建立一个安全、公正、可持续的世界发展进程而共同努力。感谢参会嘉宾和会议组织，期待继续推进气候变化领域的二轨合作。”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
”气候变化是最复杂的大国气体行动问题。2022年以来，气候变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和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带来的全球负面影响日增，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多个联合国系统报告指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日益受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ronavirus Pandemic）、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系统危机的叠加影响。未来中美欧等主要经济宜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共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发展。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程受阻、气候治理驱动力不足的背景下，COP27是处在“关键时刻的大会。尽管在会议焦点的损失与损害基金机制、气候融资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依旧可以看到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合作的信心。在气候治理机制碎片化发展的同时，基于大国共识的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未来需要继续推进联合国内外治理实践的发展与互动，联结联合国内外机制，缓解对抗冲突与治理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