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2022年中印对话会”
李红梅
2022年5月3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联合举办了“2022年中印对话会”。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云南社科院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的学者围绕变动中的国际秩序、中印关系现状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项目副会长哈什·潘特（Harsh V.Pant）共同主持，陈东晓院长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会长萨米尔•萨兰（Samir Saran）分别发表了开幕致辞。通过对话，尽管双方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一致认为加强智库对话和合作是必要的。特此分享研讨会综述，以飨读者。
开幕致辞：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中印同为发展中国家，对地区和世界都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两国在国家利益和认知上，既存在共识也存在分歧，这不仅对中印双边关系，同时也对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安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并伴随着多领域危机的叠加影响，从以俄乌战争为代表的的地缘政治领域到以粮食和能源危机为代表的世界经济领域，从以领土争端为代表的传统安全领域到以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同时，我们还面临一些新的安全挑战，从取得突破的新兴技术到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然而，当前最为突出的挑战是，大国关于国际秩序规则的分歧日益扩大，同时出现的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日益稀缺和赤字，这些趋势相互交织，加剧了国际体系的复杂性，我们需要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危险的情形出现。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会长萨米尔•萨兰：当前，世界进入了关键阶段，地缘政治、国际秩序、全球价值链正加速演变，未来10年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伙伴、伙伴关系、贸易关系和经济安排，过去几年世界的变迁也将使未来社会和国家面临更多的复杂性。对中印来说，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要成为伙伴是不可能的，如果双方军队持续在边境对峙，那么任何致力于通过互信建设来促中印关系的努力都难以实现。两国不可能在边境问题没有降温的情况下，还期待维持双边关系的平静。中印贸易、经济和技术关系正遭遇一场政治战，这需要双方学者更需要双方领导人通过坦诚对话来解决，处理好政治关系是发挥中印经贸关系全部潜能的前提。中印学者要加强坦诚对话，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第一节：关于国际秩序变化的评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视角
前印度政府内阁秘书处辅秘、中国分析与策略中心主任贾亚德瓦·拉纳德：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不断的演变进程，国家仍努力从当年的危机中实现经济复苏。大国日益热衷于巩固领土或者进行领土扩张。具体而言，系列因素正加速国际秩序的演变：第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情绪反应和经济反应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国更倾向于减少对外依赖而增加国内生产。第二，普京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史无前例的，俄罗斯由此遭到前所未有的国际制裁，欧盟更加团结，北约不断扩容，国际粮食与能源危机使部分国家深受影响。另外，印太地区变得日趋动荡，中国在周边咄咄逼人的对外行为引发了地区国家的警惕，中国意图主导南中国海甚至整个印太地区，使美国、西方不断扩大在印太的战略存在。最后，中美关系正走向持续下滑的态势，双方越来越聚焦台湾问题，两国的紧张气氛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化。未来印太地区可能出现力量重组，形成新的权力集团。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李莉：当前，世界正经历多领域的变革历程。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大家众说纷纭，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再那么太平。而乌克兰战争又给国际秩序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三方面的国际发展趋势值得关注：第一，美国发起的大国竞争正加速两极对抗。美国向大国竞争的战略转向旨在维护其世界霸权和“单极时代”。拜登政府高度重视盟友体系，地区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如果欧盟和印度保持战略自主，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的多极化转向。第二，逆全球化趋势使新兴经济体正在失去快速发展的机会。这一轮逆全球化浪潮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和正在进行中的乌克兰战争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第三，高级政治的回归阻碍了大国间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机制的运转。大国竞争主导了国际政治，世界面临一场大衰退的风险。
讨论部分：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特聘研究员玛诺吉·乔西：通过回顾过去的历史来进行预测常常会导致预测的失败。逆全球化问题并非始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而是早在多年前就已出现，例如2010年开始中国在经济上就已奉行“自力更生”的战略，现在印度也开始提倡这样的战略。未来取得重大突破的技术领域可能才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当前，国家越来越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已是明显趋势。不过，要准确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研究员维韦克·米什拉：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这样的共识，即单极体系不再对世界产生影响。观察美国的对外政策可以发现，无论在欧亚还是印太地区，美国也越来越意识到无法单独行动，因此强调多极世界。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崛起以及国家单打独斗的力量有限，因此国际社会的多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副研究员普雷米沙·萨哈：鉴于中国经济对部分东盟国家具有主宰性的影响，这使得东盟国家无法做出实际上有利于整个地区的选边站队决定。军事上，中国在南中国海寻求主导地位；经济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接触更多的有利于中国自己而不是东盟国家。因此，中国如何有效平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复旦大学南亚中心主任张家栋：众所周知，美国通过重组盟友和包括印度在内的战略伙伴，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联盟体系，这将产生两方面影响：第一，抑制中国的发展；第二，损害多极化的发展进程。美国企图通过组建以美为中心的新联盟来取代国际体系的多极化结构，这对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因为中印都期待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而不是以某个国家为中心的单极体系。关于中国，印度应该辩证的看待中国，而不应把中国仅仅视为一个威胁，美西方国家拉拢印度的部分原因在于遏制中国。尽管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中印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并没有改变。关于俄乌冲突，本场战争使俄罗斯在战略、经济以及其他许多层面蒙受损失，可能使其丧失世界大国地位，或者使其地位受到挑战和削弱，这将对中印两国都带来影响，因此中印需要重新思考相关的政策和计划。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关于俄乌冲突，因为许多虚假消息相互交织蔓延，因此真相可能扑朔迷离。有观点认为普京下台后，新上任的俄罗斯领导人可能会持亲西方的立场。但根据俄罗斯的历史与俄罗斯的国民性格来看，即使普京下台，新任的俄罗斯领导人可能会表现得更加民族主义，与西方更难相处。关于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大国难以协调行动，但气变所带来的挑战和环境问题已越来越严峻。其次，供应链问题也值得关注，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但俄乌冲突则使形势更加恶化。最后，安全问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问题以及各国政府对推动合作的决心和信念问题也受到了挑战。
第二节：关于中印关系现状
上研院中国与南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关于当前中印关系现状：第一，双方政治关系陷入了僵局。印度将加勒万冲突的责任推给中方，要求中国恢复所谓2020年4月以前的边境现状，将此作为关系正常化的前提。第二，军事对抗的趋势更加明显。印度持续增加边境的兵力部署、强化武器装备、增加边境基础设施投资，并沿印度洋航线增加军事部署。第三，在经济领域推行“去中国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产业链和供应链向印度转移，取代中国的制造大国地位。第四，中印在南亚、印度洋和多边舞台的竞争愈发激烈。印度积极采取措施削弱中国在南亚国家的影响力，强化与美、日、澳等西方国家的军事与安全合作。第五，中印大众对彼此认知更加负面。印度对华实行舆论信息战，其国内反华情绪高涨。当前中印关系是国际战略环境与印度国内政治双重塑造的结果，印度希望利用当前国际环境实现遏制中国和自身大国崛起的双重目标。中印关系属于“竞争性共生关系”，美国在借助印度制衡中国，但绝不希望印度发展到像中国一样强大。中印关系的改善取决于印度，印度决策者应改变对华敌视态度，放弃投机主义政策。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安塔拉·格萨尔·辛格：中国舆论对印度的看法过于悲观，将印度视为投机主义者。例如，中国认为印度利用西方对中俄联合的焦虑来推进自身利益，认为印度积极游说西方将对华投资转移至印度，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地位等。中国对印度日益悲观的看法可能意味着未来双边关系将更加艰难。但中印关系恶化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它会加剧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印度不仅会通过提升相对实力应对中国，同时还会和域外国家合作联合防范中国。和平和稳定的中印关系才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印度也是中国喜闻乐见的，中国要确保在两洋、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战略的成功，印度的合作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应克服在对印关系上的零和思维，超越恶性竞争和安全困境的认知框架。如果中国处理好与印度的关系，印度就不会倒向美国一方，那么中国在陆地和海洋上的安全环境也将大大改善。中国能否在这些方面受益于印度，取决于中国在对待印度利益关切上的战略和态度。
讨论部分：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特聘研究员玛诺吉·乔西：印度在政策动机问题上遭到了大量批评。但从1993年到2020年这段时期，尽管中印在边境地区的摩擦时有发生，但双方都进行了妥善处理。同期中印贸易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果。2015年，印度先后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2018 年和2019年，中印领导人先后在武汉和钦奈举行了非正式会晤，两国解决领土争端的时机也一度出现，然而2020年的事件却扭转了所有进程，印度学者至今依然难以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因此，双方需要重新思考和回溯2020年的事件起因，否则难以建立互信。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吴莼思：当前，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印度，都在经历迅速的变化，无法确定中印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存在一致和共识。印太地区新的力量重组和安排正在出现，新的力量中心也正在重塑。在此背景下，印度是否会继续坚持其“不结盟”政策值得关注。如果印度选择加入这些新的力量安排，那么印度选择伙伴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美国是以意识形态作为伙伴选择标准的。中印此前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以应对不公平的国际秩序，现在印度的身份定位或伙伴选择标准是否已发生转变值得思考。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项目副会长哈什·潘特：从今天的对话中可以发现，双方对彼此存在很大的认知赤字，因此中印都需要增强对对方的了解。如果中国无法意识到2020年事件的重要性，以及无法理解它对印度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那么中印的对话将会面临持续困难的局面。回顾1962年的事件对中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将有助于中国更好的理解2020年的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此，希望中国深刻反思2020年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对中印关系、对印度的战略思维、对印度在地区的角色重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云南社科院印度所所长邓蓝：中印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重要代表，双方应该重建共识，强化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为推动中印合作，双方可以采取以下具体措施：加强两国地方省与邦之间的合作；推动双方文化交流，例如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提升双方公众对彼此的认知水平；深化教育合作；通过友城机制建设促进合作；利用工业园区建设来推动中印工业合作；改善物流体系；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推进现有双边合作机制、采用“中印+”合作模式、加强在区域合作机制内的协调。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如果两年前没有发生加勒万河谷冲突，我相信中印关系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印度的确展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事实上，中印可以借这次俄乌冲突的机会加强合作，而不是采取投机主义的行为。中印不应该只是聚焦分歧，而忽略了我们之间的合作和友谊。
上研院中国与南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2020年加勒万冲突是印度修改宪法370条款将中国领土划入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并在克什米尔大量增兵的外溢效应，以及印度军队趁中国武汉疫情发生推行“前进政策”或“进攻性防御政策”的结果。苏杰生的儿子杜鲁瓦早在2020年4月就“预测”到2020年将有像1962年那样的大事发生。
最后，吴莼思所长和哈什·潘特副会长分别作了会议总结。双方一致认为，本次对话是坦诚而积极的，希望未来两家单位继续加强沟通交流，增进相互了解，致力于中印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