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政治文化觉醒与非结构性暴力的全球扩散

  2014/2/21 来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国内/国际冲突态势呈现一种迄今尚未得到深入探讨的但可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变，笔者将其称作从“结构性暴力”向“非结构性暴力”的转变。
所谓结构性暴力，是指国家所组织或发起的针对其他国家和/或本国国民的暴力行为，如对外侵略、对外干涉、对内镇压等；这是种自上而下的或者说国家的暴力使用。而非结构性暴力，是指由包括团体和个人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所组织和/或发起的主要是针对政府——包括本国和外国——的暴力行为，如示威、骚乱甚至是恐怖主义；这是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的暴力使用。
尽管非结构性暴力事实上远非什么新鲜现象，但自2011年以来的集中爆发正使其逐渐走向前台。目前的埃及似乎陷入无尽的冲突与对抗之中，人民仅剩下游行的权利；利比亚国内治理局势糟糕，2012年底针对美国大使的恐怖行为说明了其不只是针对本国政府，也针对外国政府；由利比亚战争而重返马里的图阿雷格雇佣兵，加剧了马里的分裂政治，并诱发了政变乃至恐怖主义；中非共和国的叛军与宗教诉求的混杂也使该国陷入彻底的无序；尽管南苏丹的内战更多涉及权力斗争，但所有参与竞争的政治精英先前大多处于社会底层；而无论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肯尼亚、索马里的恐怖主义，还是索马里和几内亚湾的海盗，也都是自下而上的暴力使用。尽管有人会说上述非结构性暴力可能更多是“非洲现象”，但泰国的X衫军、俄罗斯的学生暴力、美国的占领运动、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乌克兰当前的冲突等，都证明非结构性暴力似乎正在全球扩散。
从结构性暴力到非结构性暴力的转变，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布热津斯基所论述的大众政治觉醒。但这一问题必须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明显提升，再加上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相结合，普通大众对于政治生活和权利的要求和意识的确在明显上升或“觉醒”。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西方国家有意识地煽动或利用这种上升的大众政治意识的可能。西方政治体系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学所称的“自由主义困境”，即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问题。在前一方面的推动下，西方的大众政治意识率先觉醒，并导致了对政府权力的重大冲击。西方国家适应这一发展的努力一方面是国内改革，另一方面却是祸水东引。
上述两个方面在现实中往往难以明确区分，并对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一是个人道德体系与国家道德体系的混淆甚至是某种替代。一般而言，国家道德体系如果不说高于个人道德体系，至少可以说是中立于个人道德体系的。但大众政治意识的觉醒导致的是对个人权利的强调，并发展成为格老秀斯所说的“权利即权力”，即因有权利而须拥有相应的维护或行使权利的权力。由于一般意义上，只有国家镇压个人而绝无反过来的可能，因此要维护“权利即权力”逻辑，就必须提升个人道德体系的地位。其后果却是另一个极端，即但凡以“弱势群体”的名义行动的往往都能获得某种道德权威，进而反政府也就成为合理，而西方在背后的推波助澜更为这些拥有某种道德优势的所谓“弱势群体”增加了物质能力，如果不说是物质优势的话。
二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权力正逐渐从拥有强力工具的政府转向拥有道德优势的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对暴力的合法垄断权既是国家存在的目的，也是其存在的理由。但“权利即权力”逻辑的扩散，使得对暴力的基本功能逐渐从强调保护集体权利，转向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原本这是种增量变化，即保护集体权利是底线，在此基础上如有可能则尽量保护个人权利。但西方的误导却使得二者被逐渐颠倒，“弱势群体”现在声称自身拥有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因为政府对暴力的使用“不合法”。
正是上述现实发展与西方刻意诱导，使得大众政治觉醒从一种自然演进后果，演变成为一种西方民主推广的手段，进而推动了从结构性暴力向非结构性暴力的重大转变。但也必须看到，在其中也的确有一些自然的、现实的和客观的发展，如何剥离西方所附加的不良意图和努力，使大众政治觉醒贡献于人类的真正和合理进步，是摆在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