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与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12/30 来源：

2013年11月28-29 日，“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 金砖国家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角色”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外交部、商务部、中国联合国协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俄罗斯后工业研究中心、巴西国家科学与技术发展委员会、南非全球对话研究所等政府、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公民社会等共计30余人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举办，主要议题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评估、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金砖国家对全球发展议程的参与及其对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共识、发展中世界对金砖国家的期望等。

11月28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总代表Catrina SCHLÄGER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参赞张丹致开幕辞。随后，中国联合国协会副总干事刘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海洋和气候变化局小岛发展中国家部门主管ZHU Juwang作为发言嘉宾介绍了目前联合国、中国学术界和市民社会对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看法和所起的作用。
与会中外代表首先回顾了2000年启动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对于全球发展进程的贡献。从全球来看进入新千年以来，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的进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根据2012年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自世界银行开始监测贫困趋势以来第一次发现，每一个发展中地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和贫困率都已下降，包括贫困率最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各发展中地区，依靠每日低于1.25美元维生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47％降至2008年的24％。2008年生活环境极端贫困的人数比2005年减少1.1亿人。发展中地区极端贫困人数从1990年超过20亿人减至2008年不足14亿人。
但是在这些可喜成绩的背后，全球发展进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1） 全球减贫成绩出现了国家之间的分化。
虽然全球贫困人口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在本国的减贫工作上取得了突出成绩。而其他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依然较为严重。世界上仍然有10亿人口属于国际定义的“最穷困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25美元）。
（2） 减贫成绩突出的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近年来有所凸现。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国家，在取得减贫突出成绩的同时，其内部贫富差距出现了一定的扩大。在金砖五国中，只有巴西近年来的贫富差距出现了缩小，而其他四国的贫富差距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扩大。
（3）全球金融和经济和其他危机使得全球发展成绩面临威胁。
目前，全球除了受到目前还未消退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外，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也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LDCs）和小岛屿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
（4）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全球发展议题上提高发言权、影响和贡献。
虽然，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已经通过国内减贫、南南合作等形式对国际发展议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南南合作还只是对传统的北南合作的补充而非取而代之。
目前，在全球发展议题的设置上，发达国家还是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它们的公民社会还是相对弱小，在专业性、国内外资源动员等方面和西方比还是有不少的差距。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学术界和市民社会等需要提高自身能力，逐步扩大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国际发展议程的能力，以推动全球发展进程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
（5）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参赞张丹指出：虽然近年来，由于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崛起，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已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随之南南合作的国际和地区影响日增，但是北南合作依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机制，应继续发挥其主要的作用，南南合作应该是北南合作的补充而非替代。
在问答环节，与会代表就全球发展议程的学理与细节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指出：目前的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实际上还存在着冷热不均、南北有别的问题。即使在西方世界内部，美国政府对于该话题相对冷漠，但美国的智库、非政府组织则对此较为热中。欧洲国家对此问题比美国更为热心。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议题设置的不足，目前在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上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有代表就中国市民社会如何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发挥积极影响提出了疑问。中国联合国协会副总干事刘华对此予以回应：虽然中国的市民社会还相对弱小，但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越来越重视中国市民社会的作用和声音，近年来还放宽了市民社会（公益性非盈利组织）的注册限制。目前，中国官方注册的中国市民社会已经有50多万，而且他们与中国各界有着良好的网络联系，能够很好的向联合国等国际社会传达中国的多方关切。
另外，由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即将在2015年到期，目前国际社会热议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共识目标。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各代表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例如，各方都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但在如何应对，尤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更有中国代表指出：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减少碳排放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转变人类的消费方式，而对这点很多发达国家则对此几乎保持了沉默。

11月29日
 

2013年11月29日，“新全球合作机制的动力？—— 金砖国家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角色” 国际研讨会进入第二天。当天，该会议采取了开放式讨论（open panel）的形式，邀请金砖国家及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其中有巴西驻上海总领事）以及上海和外地高校的青年研究人员和本院研究生参与会议的公开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可行和通用的全球发展合作的单一框架和目标组合；金砖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彼此间的政治和财政承诺的期望；落实全球发展议程的具体执行手段。研讨会内容丰富、讨论热烈、成果丰富，会议的成果将对联合国后2015年发展议程的讨论具有相当的影响。
德国发展研究所培训部主任Thomas FUES博士与马来西亚的第三世界网络（知名国际非政府组织）主任Chee Yoke LING作为发言嘉宾做了主旨发言。FUES博士首先将全球国家分为工业化国家、中等收入国家（MICs）和低收入国家（LICs）然后逐一分析了他们对于全球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看法。FUES博士尤其指出：有时发达国家的“言”与“行”出现分歧，出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情况。例如，他们虽然赞成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对自己做出牺牲向绿色经济转型却没有多大的胃口。Chee Yoke LING则主要从第三世界的角度，介绍了目前主要由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全球新兴机制及其对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的影响，这些机制包括：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等。尤其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少发达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问题出现了后退，导致全球气候谈判出现僵局。
主旨发言结束后，来自巴西、印度、南非、中国、俄罗斯这五个金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作为评论嘉宾做了相关点评。金砖国家的评论嘉宾普遍指出：本国重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不过目前，发达国家与包括金砖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问题的相关谈判上，有时因为利益和理念等分歧太大，而经常出现各说一套，导致出现“聋子对话”。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目前还不乐观。
随后，在问答环节，与会代表就全球发展议程的学理与细节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指出希望金砖国家对国际问题的解决做出更大贡献，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还有的代表提出发达国家不应该在全球发展问题上继续采取消极的鸵鸟政策。
FUES博士与Chee Yoke LING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FUES博士指出：部分发达国家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相对积极。德国不应该被归类为发达国家，它更应该是“高收入国家”（HIC）。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往往是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为特点，而近年来德国在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经济方面相当积极，同时也积极不断通过增加对外援助等手段对国际事务做出贡献。
Chee Yoke LING则指出：金砖国家国内的贫困人口还相当巨大，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虽然印度已经是金砖国家，但其国内贫困人口按照其收入来算，仍然是国际公认的“低收入”水平。
最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驻上海办公室总代表Catrina SCHLÄGER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先后致闭幕辞。SCHLÄGER女士与杨剑都认为本次会议十分成功，并感谢了各方的参与、双方团队人员对会议成功举办的大力贡献。SCHLÄGER女士将会议归纳为三个关键词，即：领导力（leadership）、各方寻求共同立场（common ground）、高收入国家（HICs）的责任。她指出：目前的国际秩序还是由传统的强国控制，但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挑战。由此产生了各方利益分歧和国际相关议题解决出现僵局，因此各方如何寻求共同立场以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则至为重要。同时无可否认的是，在解决全球性发展问题上，高收入国家需要更为积极的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杨剑则以目前高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为例，说明目前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已经产生了“数码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从中使得各国的实力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不少发展中国家因此在信息化的浪潮中“掉队”了。所以，当涉及全球性发展问题的时候，发达国家、国际组织、市民社会固然很重要，但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也需要新兴国家与私有公司做出相应的贡献。（记录：祝鸣、范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