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关于基辛格研究中的局限性论析

2013年11月12日

摘要

基辛格是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际关系学者。在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对基辛格的研究，看似数量众多，但实际上却拥有很大的局限，表现在仅重视他的“术”（具体政策）而忽视“道”（他对问题本质的分析），剥离美国国内政治的关联而仅仅分析其对外战略，研究者受主观情感因素影响。在这样的束缚之下，目前的很多基辛格研究的成果仅仅是将基辛格本人主要思想进行罗列的无机谱系。要开启新的更深入的研究，必须努力克服这些束缚。

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一个为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人。早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周年，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时候，世界知识出版社就翻译了他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此后，从《选择的必要》（1972）到《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1972），从《白宫岁月》（1980）到《动乱年代》（1983），从《大外交》（1998）到《论中国》（2012）……基辛格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和回忆录都被翻译并介绍到国内。但与之相比，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专门研究基辛格思想的公开著作却只有两本[1]，且都是在近年来出版。一本是2005年巨永明博士著《核时代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另一本是2009年龚洪烈博士著《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而在CNKI数据库中可以查阅到的研究基辛格的公开学术文章只有二十多篇，且其中不少是书评而非学术论文。出现以上奇怪现象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源于一直以来研究基辛格所面临的几个束缚。这些束缚正是当前基辛格研究裹足不前的障碍所在。
一、“有没有利”与“有没有用”
1、对我有利还是对我不利
当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接近客观。因为，对于已经作古的公元前的希腊政治学者，在价值观上，我们无需考虑其政治理想是否符合我们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在利益上，我们也无需考虑其具体政策对我们国家的利弊。然而，基辛格与我们的时空距离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要近的多。在研究基辛格这位对中国国家利益曾经、正在并必将继续产生影响的美国政治参与者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勇气放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判断”，用更深刻更客观的目光来看问题。“对我有利还是对我不利”作为一个变量，应该被视作研究的干扰项。以“基辛格的某项政治主张是否符合中国当时或现在的价值观”，或者以“基辛格参与的某项政策是否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变量引入到基辛格战略思想的研究之中是没有效用的。
例子：在尼克松时期推进中美建交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吗？
中美建交，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基辛格促成的这个外交革命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但是，历史是由不同身份的立场构成的。在中美建交这一历史事件中，中美两国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建交的后果对两国而言也完全不同。在基辛格研究中，不能因为中美建交符合中国利益，就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国也这么想。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国内对此问题也没有完全统一的意见。在深入的基辛格战略思想研究中，我们无法回避类似以下这样的问题：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推进中美建交是否最符合美国利益？是否存在更有利美国的时机？如果那不是最佳时机，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尼克松基辛格选择那个时机？他们的哲学观与历史观甚至性格对这种选择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2、对我有用还是对我没用
在国内的基辛格研究中，还表现出一种功利主义——只研究那些看似对我直接有用的战略和政策，而不重视那些看起来“似乎用处不大”的基辛格本人形成这些战略思想背后的哲学历史根源。如果把基辛格的战略思想分为“道”与“术”，那么今天中国学术界对基辛格“术”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基辛格“道”的研究。因为基辛格的“术”——也就是那些直接的全球战略、地区战略，似乎看起来对我们更有用，或者更确切的说，更直接的有用。相比之下，基辛格的“道”，也是就是基辛格为何制定这些战略的历史的、哲学的思考，看起来似乎就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有用了。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中：从1957年至今，基辛格主要的著作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没有译成中文，而这些文章的主题恰恰是与中国无关或完全是纯哲学历史的思考。其中包括《麻烦的伙伴关系》[2]、《历史的意义：反思斯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3]、《重建的世界: 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和平问题，1812-1822》[4]。
这种现象也反映在有关基辛格的学术研究专著中。在这些专著中，基辛格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观仅仅占很小的篇幅（例如在巨永明博士的书中，在全书219页中仅占38页；在龚洪烈博士的书中，在全书358页中仅占31页），而大部分篇章全部用于讨论基辛格具体的地区战略和外交政策。
“术”可以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或者说可以提供立刻可以实施的政策建议，而“道”虽然可以发现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却往往无法提供一个立刻的成果。半个多世纪前，当我们客观上还只是一个地区性国家时，我们的战略纵深和战略空间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余地和时间来思考外交决策的“道”。在那个时候，我们对立竿见影的“术”的需求是迫切的。但在今天，不论客观上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只要中国拥有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志向，那我们就必须从局促的“术”的习惯性痴迷中解脱出来，心平气和，志存高远的去思考“道”的问题。
二、“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
基辛格的“道”与“术”为何受到冷热不均的对待，另一个因素是“道”总是涉及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有着种种“障碍”和重重“戒律”；而“术”却处在“安全”的技术层面，更容易超脱的进行全面研究，研究者不必把精力花在“迂回”之上。基辛格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更多的是被放置在国际政治领域内，似乎基辛格的思想与国内政治是绝缘的。实际上，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本科期间主修的课程是政府管理和哲学[5]。他在求学期间所接受的最多的就是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训练，他的主要学术著作的思维方式也大多源于此。因此，如果将基辛格的思想研究仅仅放置在国际政治的领域里，而不深入其对国内政治特别是政府决策机制的影响，戴着“白手套”远远的“安全”的研究基辛格是无法将基辛格研究深入下去的。
基辛格思想中最富有的矿床，不在于具体的战略，更不在于具体的政策，而是美国制定战略所基于的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的进化。表面上，基辛格改变的是美国所处的国际大环境，而根源上那是因为基辛格改变了美国的外交决策方式。从1957年至今，国内对基辛格的研究重点一直都是基辛格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然而，这些曾经被中国研究者无意忽略或有意过滤掉的基辛格对美国外交的建言和批评及其中体现的政治哲学思考，恰恰是对今天的中国外交体系而言最有价值的部分。罗伯特·舒尔茨辛格认为：评估基辛格所做贡献的一个较好的标准或许应该是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思考外交事务的方式、确立重点的方式以及全面看问题的能力。[6]
这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基辛格的许多著作中。例如1966年刊登在《达第勒斯》春季号（美国文学与科学学院第九十五卷第二期）上的论文《国内结构与对外政策》。在文章中，基辛格认为国内结构与对外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有时“国内结构不仅妨碍各国之间的相互谅解，而且还成为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之一。国内结构的需要决定了一个国家选择的概念。对外政策的象征性方面，随即掩盖了它的实质性的组成部分。这样就很难去考虑争端的是非曲直，因为，分歧最终并不在于一项特定的问题，而在于对国内结构所表达的一套完整信念。”[7]
不论人们对于在国际事务中作出选择的“客观程度”持什么看法，决策总是由个人作出的。这些个人首先意识到似乎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选择。他们对选择的理解有赖于很多因素，其中包括他们得以升迁发迹的经历。形成领导集团至少有三种因素：他们得以升迁的经历；他们据以活动的结构；他们所属社会的信念。[8]
基辛格探讨了三种类型的领导集团：1.官僚的和实用主义的类型；2.意识形态的类型；3.革命的和先知先觉的类型。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基辛格研究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成熟的官僚体系，当时的外交决策完全掌握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手中，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者拥有巨大的威望，其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与个人魅力几乎完全引领着民众的思想并且几乎没有遇到舆论的掣肘。当时的中国外交决策方式，在基辛格看来属于“先知先觉——革命性的领导集团”。而基辛格任政府要职时的美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官僚化国家，又存在强大的独立的媒体力量。基辛格的文章探讨的是在这样一种高度官僚化的国家中，基于“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9]对僵化的外交决策进行改革。因此，由于当时中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当时中国研究者略去基辛格国内政治的研究，是合乎情理的。而现在，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与改革，与中美建交时相比，中国的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内政治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并取得长足进步。因此，基辛格思想中，当时看来与我们无关的内容，现在恰恰拥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作为基辛格研究者，如果将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与决策机制完全绝缘于基辛格研究之外，拒绝一切比较和思考，那么基辛格研究就失去了许多有价值的素材。
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亦或“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1、中国民众与学者的感情束缚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此后，他长期致力于中美关系，并多次访华。在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基辛格博士也常常扮演着特使和解铃人的角色。不仅如此，对于目前正为中国学术的中坚的50到60年代出生的中国学者而言，基辛格推动中美建交也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在个人情感上，他们对基辛格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对于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中国普通国民而言，他们也或多或少的带有这样的感情。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先后70多次到中国，其中50多次是官方访问，20多次是私人访问。在中国的外交语汇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检索1949年至今的《人民日报》只有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享有这样的荣誉，如萨马兰奇，如基辛格。2006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了基辛格名誉博士学位。这一切表象的背后，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不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基辛格都被贴上了“知华派”的标签。在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口中，基辛格博士已经被建构成一个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挚友、一个对中国友好的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接下来，按照逻辑，可以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好人。当主流媒体千百次的称呼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后，学术界对一个“好人”、一个我们的“朋友”的研究就必然是小心谨慎且困难重重的——因为，一旦颠覆这个“好人”甚至“伟人”的建构，那么这种责任是无法担负的，并且这给民众带来的思想上的混乱也可能是无法担负的。
对以上这个巨大的困难，中国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改变的勇气。这一点从中国国内关于基辛格的书籍中，就可以看出来。目前国内有关基辛格的中文出版物有数十种，但其标题中就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和预设的价值判断。如1986年学苑出版社，李义虎著《基辛格：超级智者》；1997年古越著《旷世智囊：智谋大师基辛格》；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小晖编著《外交大师——基辛格》；中国中央党校出版社《基辛格：世界名人名家名传之政治家篇》[10]等等。这种气息甚至蔓延到对有关基辛格的外文书籍的翻译上。例如1973年 Stephen R. Graubard 所著 Kissinger：Portrait of A Mind 在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为《基辛格:一个智者的画像》，1992年Walter Isaacson，Kissinger：a biography在2008年2月的中文版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修饰为《基辛格：大国博弈的背后》；就连我们谁熟悉的基辛格著作Diplomacy，1998年在中国的译名都平添了一个“大”字[11]……更严重的是，国内关于基辛格的严肃的学术作品也或多或少的带有这种倾向。目前，国内关于基辛格思想的评述专著主要有两本[12]。巨永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核时代的现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第三章标题为“运筹帷幄：基辛格的外交策略思想”，第五章标题为“高屋建瓴：基辛格外交思想的评价”。作为学术著作的标题，如此强烈的情感流露是有内在原因的。龚洪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与战略》，第一页第一句话便是“基辛格：外交舞台上的智者”[13]。基辛格在中国的巨大声望和基辛格之于中美建交的关键性作用，使得国内研究者既不愿抛弃又不能抛弃对基辛格的推崇之情。而作为研究者，其职责之一便是超越普通人的好恶爱憎，尽可能排除内心的情感偏向，作出独立客观的判断。如果研究孔明，却不能排除心中的敬佩，那必然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4]。
2、美国民众与学者的感情束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人也很难进行客观的基辛格研究，他们对基辛格也同样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价值判断。与中国研究者对基辛格的神化和膜拜相反，在美国学者中，充满了对基辛格标签化的负面道德评判。
在中国，造成对基辛格的“好人”标签的根源，是基辛格的行为——他对中美建交的推动。而在美国，造成基辛格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的标签的根源，也是由于基辛格的行为——1969年他与尼克松命令B-52秘密轰炸柬埔寨，造成大量贫民伤亡；1970年至1973年间，他参与策划推翻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更重要的是，基辛格所有这一切行为，又都与尼克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权力的代价》中甚至暗示基辛格将越南和平谈判的敏感信息透露给尼克松而帮助其赢得1968年的总统大选——而谈及尼克松，美国国内民众在对他进行评价时，永远无法忘却“水门事件”。
基于以上事实，美国媒体对基辛格的记录片和采访几乎都是偏向于将其描绘成一个“缺乏道德感的政客”。专访中，记者总是讨好美国民众的心理需求，不停的用严厉的言辞追问基辛格关于秘密轰炸和平民伤亡的细节[15]
而就算被公认为比较权威公允的1992年出版的《基辛格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16]，在他的作品中，也站在的美国式的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上，尽情弥漫对基辛格的道德审判。[17]
但是，由于过分忽视道义的地位，基辛格的实力现实主义步履蹒跚。尊重人权、国际法、民主制度及其他理想价值，这些是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基石的宝贵信仰，然而像秘密轰炸柬埔寨和河内、搞垮智利左翼政权，诸如此类的残暴行为，都是对美国奉为圭臬的价值观的无情践踏。基辛格作为政治家所面临的挫折和作为个体所遇到的种种敌视都源于他地缘战略的非道德性。
诉诸远大的目标并不能为不受欢迎的手段正名。想要争取一向具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民众的支持，必须抱有美国的一切行动都是道德的和高尚的这一信念。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抵制苏联霸权，美国都将终极动因归结为对自身价值的捍卫——而非出于冷静的地缘战略利益的考量。[18]
美国学者也难于绝缘于美国民众的这种心理需求。克里斯多夫·希金斯（Christopher Hichens）专著的题目直接就叫《审判基辛格》，文中甚至使用了“战争罪犯”这样的措辞[19]；罗伯特·舒尔茨辛格（Robert D. Schulzinger）写道，由于基辛格无视其他国家内部发生的事情，他的远见卓识也因此显得暗淡无光。他对跨国活动、对经济问题、对道德问题，对人权问题，对贫穷国家的命运问题统统不感兴趣，这使得人们指责他的理论不过是十九世纪的陈词滥调而已。他对智利和安哥拉革命所持的态度更使人们相信他不关心其他国家人民的感受。他背弃了美国人民所珍重的道德观念。[20]
另一些美国学者则用一种更加隐晦且看似更加公允的方式，将基辛格比喻为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以试图用一种带有贬义的标签来标识和建构基辛格。基辛格哈佛的朋友，斯蒂芬·格劳巴德（Stephen· R·Graubard）在他的书中陈述了这种现象[21]。
许多人爱叙述基辛格对十九世纪政治家才能（statecraft）的看法，而对基辛格实际上所讲的，却知之甚少。对于为什么基辛格被认为是“喜欢”梅特涅和俾斯麦的，以及为什么这两个人物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存在这各种各样不符合实际的误解和刻意的曲解。包含这种曲解的基辛格评述的数量甚至占了大多数。其实上，基辛格的《重建的世界》和《大外交》都非常清晰而详尽的阐述了他对梅特涅的看法。而对于俾斯麦，基辛格原本想以此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并有一篇三十五页的论文阐述。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曲解呢？这是因为许多用梅特涅和俾斯麦式的人物这类字眼来解释基辛格观点的人，对基辛格的历史评价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为之效劳的总体的政治活动。当他们使用诸如“现实政治”这种稍微含有贬义的名词时，他们想说明基辛格同十九世纪统治德国和奥地利的“反动独裁者”在思想意识上非常接近。
美国国内对基辛格这种标签化的另一个根源是基辛格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参与者，党派利益与选举政治为美国的基辛格研究增添了更为复杂的因素。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的《基辛格的总构想》是最典型的例子[22]。这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EI）1975年10月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作者沃伦·纳特曾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助理国防部长，负责国际安全事务。这份报告抨击了基辛格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有可能导致西方士气瓦解。美国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 ）为此报告写序，以示支持。这个报告出版后，美国报刊认为，这是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提出的“不断升级的挑战中最强烈的一次”。这本份报告的主要特点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基辛格上台前后的对外政策思想进行对比，指出基辛格在对苏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抛弃了他先前的信念”。用作者沃伦·纳特的话来说，“作为官员的基辛格，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作为学者的基辛格对他自己的缓和政策批评得更为严厉的人了”。[23]除了这本《基辛格的总构想》，另一个例子更加直接。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在1976年竞选总统时，严厉谴责基辛格的“秘密外交”违背了美国的利益。这个例子可以佐证，在美国党派竞争中，将基辛格标签化地建构为一个笃信“现实政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并表现出对他的“厌恶”，是有动因的，是有收益的。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存在着对基辛格的另一种不客观。美国人撰写的基辛格传记中，不少是写于基辛格在政府担任要职期间或前后。在基辛格的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刻，美国民众渴望知道更多有关这位超级政治明星“Super K”的事情。如上世纪70年代，1974年8月在美国出版的马文·卡尔布（Marvin L. Kalb）和伯纳德·卡尔布（Bernard Kalb）[24]的《基辛格传》和查尔斯·阿什曼（Charles R. Ashman）的《基辛格：一个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25]。对一位身居要职（可能是最全美国最重要的职位）的官员在职期间所作的传记的公允性是值得存疑的。
3、“情感束缚”产生的根源
基辛格研究必须尽可能的抛开情感因素的束缚。带着或褒或贬的浓厚的道德判断和目的，无助于得出有价值的信息。再进一步，在对基辛格思想进行研究时，除了批评与赞扬，能否可以找到一种新的评价方式来获取更有效的信息？
努力抛开感情因素，仅仅是表面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要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就必须找到“情感束缚”问题产生的根源。那就是，“面向民众的舆论引导”与关乎国家利益的“战略研究”之间缺乏严格的边界，这导致“舆论引导”的需要成为“战略研究”的障碍。[26]虽然民众的认识，不可能与战略研究者达到一样的水平，但至少应该朝着更客观，更科学的方向引领民众的认知，从而尽可能地缩小“面向民众的舆论引导”与“客观的战略研究”之间的鸿沟。
在《重建的世界》一文中，基辛格写道：
政治家必须是教育家，他必须填补本国人民和他的设想之间、本国的传统与其未来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个政治家将政策局限于人民的经验将由于缺乏创见而失败。[27]
而最坏的结果是苏联曾经的做法。因为民众认知与战略研究之间存在鸿沟，所以政府就朝着某个更容易掩盖争议的方向，引导民众的认知，以暂时掩盖这种鸿沟。但久而久之，政府的真实想法和其对民众的宣传之间的背离越来越大。最后，对民众的宣传建构，反倒成了政府自身执行政策的障碍。
四、结语：开启新的研究
基辛格的《大外交》和国内很多的国际关系史所研究的是同一段历史，所探讨的是同一群人。然而诸多的国际关系史展示给读者的是一个个割裂的历史事件的描述，虽然充满了详尽的描述与数据，却还是无法让人感受整体历史的来龙去脉，无法帮助人获得一种前因后果的脉络和价值诉求。这种类型的著作类似知识的“混合物”而不是知识的“化合物”。这就类似于石头与水的混合——石头与水是表象的物理层面的混合，混合的产物是“盛有石头的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物质；而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崭新物质，其过程应该类似氢与氧的化合——氢气与氧气的化合是内在的分子层面的结合，化合得到产物不是“氢气加氧气”，而是全新的物质——水。
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基辛格研究著作还都是混合物——也就是将基辛格几乎各个领域的思想（包括世界观、战略思想、策略思想等）进行分明别类的罗列。这种罗列的成果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较为完整的谱系，但却是一个无机的谱系，是一种“基辛格思想的混合物”。
“混合物”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使“罗列”具有某种价值的一个前提是，“罗列”的对象要尽可能的齐全、完整。这就好比，你必须搜集所有的常见药材才能开设一间中药铺子。然而，学者虽然可以尽可能的阅读与基辛格有关的全部文字资料，却无法亲身经历基辛格所经历的外交决策，也不可能完全阅读基辛格思想之所以形成的所有全部知识（包括哲学、宗教、历史等）。那么在缺乏完整性的前提下，罗列的结果的价值有多大？既然缺乏深度加工，又是不完全的罗列，那么这种罗列的研究成果，与一个文摘式的“排版工”编辑一本《基辛格全集》相比，有何不同？[28]
不可否认，混合物和化合物同样具有意义，针对不同的需求，可以提供不同的价值。但如果仅有混合物和不产生化合物，那将失去平衡。如果我们把整个人类思想的进步历程比喻成一个花园，那么为达到花园的生态平衡，就必须有光合作用——在可见光的照射下，绿色植物利用叶绿素，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淀粉并释放出氧气。基辛格思想的“化合物”，必须将基辛格思想中的“二氧化碳”和“水”，消化吸收重组才能得到。而这个过程，就必然是一种偏艺术的过程，并且将无法避免的带有浓重的主观色彩。
“混合物”与“化合物”对材料的索取方法也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混合物”追求的是齐全，也就是不放过任何有关基辛格的著作、档案、评论、书籍等，在这个过程中，基辛格像老师，主导了整个研究的步骤和逻辑，研究者像学生，老师曾经说了什么学生就必须记录下来。与之相反，一个“崭新的化合物”的取得过程中，类似于法官接触证人的过程。研究者本人是法官，是主导者，可以能动地以自己的目的、诉求来占有材料，研究者并不苛求材料的面面俱到，但却自始至终按自己的感悟与直觉把握着研究的节奏和方向，最终创造性的将作为外物的基辛格思想内化，以自己的逻辑将基辛格思想打碎重组成一个有灵魂的崭新的有机系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有过这样的陈述，他认为理性接触自然的方法，“决不能是学生接触老师的方法，老师说什么，学生就听什么。理性接触自然的方法，应该是法官接触证人的方法。法官要求证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法官自己认为应该提出的问题”[29]。
为什么目前我们只产生“基辛格思想的混合物”，而难以产生“基辛格思想的化合物”？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缺乏研究的目的。提高健康水平的目的催生了医学，建造桥梁的目的创立了工程学，人们消除政体中恶疾的愿望激励和促使他们建立了政治学，“为思想而思想的作法实属反常，而且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像守财奴为敛财而敛财一样”。[30]对基辛格的研究也应该寻找一个务实而不飘渺的目的，诸如“为了更深刻的理解基辛格”，“更系统的研究基辛格思想”等都都不足以成为研究基辛格的有效目的，而可能沦为为了研究基辛格而研究基辛格的伪目的。对基辛格进行研究的目的，应该是“资治”，应该是志于改进中国的外交实践。
当我们斩钉截铁的定义一个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后，对他的研究也就暂时终止了[31]。因此，基辛格研究的重启，只有在中国社会走向多元，舆论走向自由，思想走向开放，民众走向成熟之后才可能重启。非常幸运，新的通讯技术加速了这个过程。今天，这种重启的条件已经具备[32]。
以上种种包含着对国内基辛格研究前辈们的研究成果的一些探讨，许多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对学术前辈研究成果致敬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是在他们的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的问题并推进对这个问题更深入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经典力学，但这恰恰是对牛顿最崇高的致敬，而且这永远无法改变爱因斯坦是站在牛顿巨人之肩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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